安德鲁·芬博格: 什么是“超人类主义”?

6月 3, 2018

编按: 本文原收录于《绿公司》第2009年第二期。我们已经获得作者本人的授权, 再次通过我们的微信号刊登。我们特此向安德鲁·芬博格教授致谢。

安德鲁·芬博格著

 

技术是否无所不能

 

技术就是力量。这个信念已被诸多领域的众多成就所证明。核武器和抗生素可以作为二十世纪所有破坏性发明和挽救性发明的代表。电视和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方式,汽車和飞机将我们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技术是否真的无所不能?

 

这个问题的出现源于近期涌现了大量对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交叉发展所带来后果的推测。一些哲学家认为这些技术可以改变人类基因 ,创造出更 聪明 ,更健壮 ,更长寿的新人类。虽仍缺乏产生新人类的证据,但许多学者和新闻记者都已开始认真思考“超人类主义”或“后人类主义”。

 

对此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当然,我们拥有许多能治愈疾病从而提高人类生活品质的美好技术,但对我而言,这与“超人类主义者”意图使人变得更加聪明的目标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我不否认一些明显的事实:一些干预有机生命的技术是有效的。但我还是认为我们应当认清技术力量的限度,  并且理解这些限度存在的原因。超人类主义者看不到任何界限,因为他们把人的身体视为一种机器,可以任由技术支配和修补。但是我们的身体真的只是一个机械装备吗?

 

确实,从局部与整体相互依赖这一意义层面来看,机器和生物都是某种系统。但是机器是设计师们有意图的决定。机器在分离于环境的情况下被制造出来,这使得它们相对简单。只要制作得当,机器完全可被预期。但生物并非如此。生物的产生,源于进化中一系列物理和化学的偶然事件恰好满足某个整体环境中个体生存的可能性。生物不是通过任何单一化的程序生产而来,事实上,他们还保留着很多奇怪的随意性、多余性以及不可预期性。

 

对于“进化成功”最通常的解释是最好的得以生存。但这与事实是相悖的。生物生存,不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一个适应环境的最好方式。这是一个不恰当的机械式比喻。适应性是淘汰的结果,不是设计的结果。随机事件为生物带来结构的复杂性,这就是美国古生物学家古尔德说的“拱肩” [1],即生物身上那些不具备适应功能的特征。很多适应结果和适应特征的存在限定了适应性所能解释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有机体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的难以理解。我们无法如此思考,因 此 只能依赖机械模型推进我们的研究,尽管我们基本上不知道它们的限度在哪里。

 

 

被掩盖的生物复杂性

 

有机生物的高复杂性,与法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顿针对机械设备所提出的“集约化”说法有某种相似之处 。所谓“集约化”,是指设备有限的构成部分能为设备提供多种功能。空气冷却引擎是西蒙顿的一个例子。这种引擎的工作缸既能将活塞集中起来,同时又能驱散活塞工作所产生的热量。在这种意义上生物是高度集约化的。一些研究最开始可能认为某个特殊的生物机制负责某种单个功能,后来往往会发现这一特殊机制还负责其他功能,而且有时候这些功能之间并没有联系。虽然每个结构可能看起来像一个小型的生物机器 ,但它们运作的总体系统却与任何人类设计的机器不同。为了达到某个目标而调整生物机制有可能在系统其他地方引起不良后果。要掌控所有这些复杂的问题(比如智力问题或老化问题),可能性微乎其微。

 

我们的确可以异想天开,与“超人类主义”的计划相比,这简单得多。为了让大家明白“超人类主义”,我们必须能够确定支持“人类工程师”希望改善或消除的重大功能的各项基本结构。但我们所关注的人的可见特性中,很少是由简单的生物原因所产生。通常,这些特性不仅与一个单一的结构(比如一个基因或一个化学反应)相关联。甚至,大多数情况下,一些相似的特性因极其不同的基础原因而产生——比如众所周知的医疗问题,尤其是神经问题。

 

如果我们连一个症状(比如头痛)的生物基础都无法弄清,就不太可能在未来短时间内透彻地理解“智力”的生物性,安全地“提升智力”更无从说起。我们甚至找不到一种药品既能让我们保持清醒或入眠,又没有任何副作用。那些我们直接感知的生物独特性遮盖了生物基础的复杂性,并制造了简单的假象。希望通过以控制机器的方式来控制生物,无疑会遭受挫折。这种复杂的悖论在药物治疗的灾难性副作用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一个过度机械化的农牧业会导致疾病在动物中的传播,有时甚至影响到吃它们的人类。简单不顾后果的操作,比如消灭农业害虫,可能产生惊人的后果,比如使以此为食的鸟类遭受饥饿。

 

 

技术发展与自然的悖论

 

我已经能听到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这些只不过是些实际困难,给予充分的时间就可以克服。”问题是“充分的时间”可能在挑战开发商及其赞助商的耐心。技术发展并不以技术完整性为目的。当被证明代价太高或难度太大时,即便前景光明的项目也 经 常会半路夭折。现在很少有人会去极力激发“冷聚变”,或者试图通 过“图灵测试”,因为对于这些项目已无任何合理而未被尝试的方法,所以根本不值得为此努力。对于我们的生物本性的改变,现在也涌现了一些研究,但我预见,其中的大多数也会遭遇停止的厄运,尤其是在有道德阻力的情况下。“一切皆有可能 ”— — 这也许没错,但是有些事情就是太困难了。

 

即便某企业能在眼下取得技术上的进展,这仍可能引起巨大麻烦。被扔到革新的漏斗中的,是人的生命有机体。这关系到企业的目标有可能与此项研究的目的背道而弛。他们会继续这个项目还是放弃?他们的常识和价值观可能与项目发起人有所不同。在研究项目发起人的头脑里有对革新的具体标准 ,但没有风险和代价意识。有什么理由认为企业会批准项目,然后竭力去推动呢?或许企业会拒绝推动革新,甚至努力恢复到更加自然的状态?

 

我提出这个难题 ,因为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过度开发技术的危险。“胜利属于战 利品”,具体地说——我们对自然侵犯得越粗暴,我们的命运就会越槽糕 。自然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当我们粗暴地对待她时,这个悖论就更加普遍。哲学家希多·阿多诺将对功能性行为限度的认知称为“自然觉知”。这是启蒙运动时期不被重视的一点。“自然觉知”防止像我们这样的有限体 破坏自己的根基。而“超人类主义者”捣乱的结果(如果他们能得逞的话),可能最终只会使我们的后代对于发展人类的野心有所收敛,心怀谦逊。

 


 

[1] 美国进化论生物学家古尔德认为教堂“拱肩”只不过是建筑设计上的巧合而不是特意设计的,他以此为例说明:生物的某些结构也是偶然出现的,并无进化上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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