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留久: 在宇宙中找到人类的位置

7月 7, 2018

编按﹕ 我们将介绍法国哲学家、地理学家、东方学家边留久(Augustin Berque)的著作,边留久早年修读汉语,打算到中国新疆作研究,最后却落脚北海道,成为日本专家,而且深受日本哲学家和辻哲郎影响。和辻哲郎一九二七年得到政府资本的支持到德国访学,历时一年半。而在同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刚在德国出版,并且接替胡塞尔担任弗莱堡大学的哲学系教授。在欧洲的短暂逗留之后,和辻回到日本,曾试从亚洲的角度来思考《存在与时间》。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简单来归纳的话: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以时间结构来分析存在,而和辻则指出时间的分析只是处理个人存在,如果要思考文化,则需要从气候、地理等存在的条件入手。边留久是巴黎社会科学高等学院(EHESS)的教授。他的著作主要针对人和地理之间的关系,他的东方对法国当代思想有很深的影向,包括Bruno Latour, Philippe Descola等。他近年提出的重新宇宙化(récosmiser)来超越西方的现代性,和我们所希望以宇宙技术(cosmotechnique)来重新打开在二十世纪中被封闭了的技术问题相呼应。这篇文章(原题﹕Trouver place humaine dans le cosmos)于十年前刊于期刊Ecogéo,但对于今天不断加速的都市化以及对于地理性的漠视,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感谢边留久教授授权刊登文章,以及索邦大学博士研究生周子悦的翻译。

在宇宙中找到人类的位置

Trouver place humaine dans le cosmos

 

文:边留久(Augustin Berque)

译:周子悦

 

摘要

现代性的特点就是去宇宙化(décosmisation)(在连结人类与一般概念的时候,丢失了统一秩序和价值论秩序),剥夺了我们与地方关系的本真性,而如今,地方变成了投射人类活动的一块屏幕。在乔尔·博纳迈松的例子中,”人-地方”(homme-lieu)(比斯拉马语:Manples) 这个概念,帮助我们去设想,人类生存再宇宙化(reconsmisation)的可能性。

 

宙性与非宇宙性

 

“在宇宙的某个地方”这种表述方式,如今在法语中已不再使用,或仅仅只是在人们相互逗趣时才会用到,通常是指大家真的不知道某人的位置。对于我们而言,宇宙已变成了一个星际空间,人类在这个外部黑暗的地方并没有自己的位置,即使,宇航员们时不时地去那探险。而通常情况下,人们只能生存于大地上(Terre)。

就上述含义而言,宇宙(cosmos)几乎与世界(univers)同义,其含义也与希腊词的宇宙(kosmos)和拉丁词的世界(mundus)相去甚远。它排除了人类世界,特别是其主观性的内心世界。今天的宇宙学家是一位天体物理学家,他的研究课题与人类事务无关。相反,在希腊词语意中的宇宙(kosmos)和拉丁词语意中的世界(mundus)所涉及的一般秩序中,人类却占据着重要地位。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基本的第一层级,衍生出了两个分支,一个是作用于围绕我们的宏观世界,另一个是作用于微观世界,即我们的身体,两者是相互联系的。第一个分支产生了当前人们对宇宙的定义。第二分支则具有装饰的含义,不过如今也只能在化妆品、美容(cosmétique)这样的词源中能看到。两个分支之间的原初关联已然消失殆尽:对我们来说,美发沙龙与射电望远镜早已毫不相干。

这种不一致性是现代性所特有的。它源于哥白尼的去中心说和笛卡尔的二元论。然而,在这种范式之外,所有的人类社会都以各自的方式,表达这一根本宇宙性(cosmicité)的本体宇宙论的公设(postulat ontocosmologique),即在一般秩序中,人类和围绕在他周边的事物,在所有层级中都是相互关联的,因此,每个人才能找到他自己的位置。而与之相反的是,现代性所导致的去宇宙化(décosmisation),它将个体从所在的环境/氛围(milieu)中抽离出来,把他几乎变得像自由电子的形象一样可笑。

 

从本体论上讲,海德格尔用“去世界化”(Entweltlichung)的概念作出了回应(譯注﹕海德格爾對Kosmos的翻譯保持了世界和宇宙秩序的雙重意義)。从中我们可以领会到,在世界-宇宙( mundus-kosmos)之外的另一个抽象含义,由于众生(les êtres)与万物是一起“共同生长” (cum-crescere , d’où concretus )的,一切都将具体地拥有自己的位置。相反地,现代性更倾向于产生一种普遍的非宇宙性(acosmie):一种宇宙性的彻底缺失,使我们脱离事物,使这些客体系统独立于我们的存在。在变为客体的世界中,丧失人类的位置,现代的主体相对地倾向于回到绝对化自身的主体性中,从而进一步加強物(choses)與群(ensembles)之间的差距。

如果现代的去宇宙化(décosmisation)没有伴随环境危机的到来,实质地侵害到人类生存的土地之基础,我们所谈论的这些问题还可能一直停留在哲学辩论的狭隘范围内。今天,这不仅仅是本体论层面上的问题,而是生态学层面上的,由于缺乏宇宙性(cosmicité),我们在万物的一般秩序中失去了属于我们的位置。当人类的生态足迹作为一个整体超过地球的生物承载力的三分之一时,尤其是当提倡“发展”的社会,所要长期维护的生活方式,需要的不是一个星球,而是五、六个星球时,很显然,人类要想避免灭亡,就必须自我再宇宙化(se recosmiser):重新在宇宙中找到正确的位置。

乔尔·博纳迈松,人-地方

 

五年前,我受邀参加由魁北克文化博物馆(Musée de la civilisation de Québec)主办的“文化变迁和多元化挑战”(Les cultures en transition et le défi du pluralisme)(2002年4月21至23日)的研讨会。就我所知,这次会议的记录并没有对外公开;但是,我的一篇题为“地方与真实性”的文章,发表在了2007年4月份的《魁北克省地理手册》上(Cahiers de géographie du Québec)。鉴于这篇文章的主题和出版的年份——2007年,也是乔尔·博纳迈松逝世十周年,我添加了一个简短的题词到初始文本中:致敬乔尔·博纳迈松,一位真诚的人。然而奇怪地是,在无人告知的情况下,编辑人员将“真诚的人”标记上了引号,就好像这是一个注释引言,或是好像我在小心翼翼地说一样。这让人觉得怪异,甚至违背了这个题词的意图。简而言之,引号似乎意味着我不认同乔尔确确实实地是一位真诚之人,换句话说,充满人性的人【1】!

然而,我想要说的恰恰是,对我而言,乔尔完全是个 “真人”/“充满人情味的人”。自1980年,我们第一次在东京举行的IGU(国际地理联盟)会议上碰面,我就感受到了。他来自南海,我来自北海。我们两个都在岛上研究各自的论文:他在坦纳(Tanna),我在北海道(Hokkaidô)(在日语中,Hokkaidô是指北海省),这可能使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反正我记得在晚餐时,我们一起喝了不少用來替代卡瓦酒的清酒。我们还发现,我们的祖源都在加斯科涅(Gascogne),他在热尔(Gers),我在兰德斯(Landes),我们在青少年时期,都居住在伊西莱穆利欧(Issy-les-Moulineaux),他住在普莱尼(la Plaine),我住在旺夫镇(Vanves)。随后,在巴黎,我们又相见了,并且在两年时间里,共同组织了关于景观的联合研讨会,此后,我便又重返日本待了四年。

正是在这次研讨会上,我对于他在与塔纳人接触后所发展出的一些概念有了更深入地了解;其中包括真正的人和人-地方(homme-lieu):对于群族习俗来说,白人权力(pouvoir blanc)的离去意味着他们不得不重新回到先于殖民冲击的黑人/本土权力(pouvoir noir)习俗中。他们试图寻找那些关于记忆与祖先文化的遗产,甚至是自身社会中的那些“人种学家”们。漫长且不间断地集会将智者们都聚了起来,他们记起了先人的言语。在每块领土上,竭尽全力地找到传统社会的奠基之地和那些真正的人(really man),有权利占领它们的真正的人。在集体记忆的巨大努力下,产生出了一种教理,目的是重新寻得被众多观察者视作的彻底被吞没的过去。这就是人-地方的教理,按比斯拉玛话(Bislama)来说就是“人”(manples),即那些把根直接扎入他们所据有的土地的人-地方,那些在跳舞广场上的榕树就称作人-地方。对这些人来说,他们确信岛上的力量会再次回归【2】。

在独立时期的塔纳岛,“人-地方”,那些“人”(man-ples)开始反对“流浪之人”(man-i-flot)【3】:地方之人的暗喻衍生出自己的对立面,即流浪之人,也就是指那些不再据有,作为他们根基的地方和领土的人。在比斯拉马语中,流浪之人是以否定的形式而被定义的:“我不是人”(i no manples),或者是“人-我-流淌”(man-i-drip)(漂泊者\失去控制的人)。他们不再有真正的根或土地,他们居住在大海的另一边,在物质与精神的流浪中,他们就是“现代人”(modernes)【4】。

对我来说,乔尔是一个“真人”(homme véritable)。因为我们享有各自的岛屿,并共同享有加斯科涅(Gascogne),虽然我从未涉足塔纳(Tanna)或滑铁卢(Waterloo)(他家在热尔(Gers),可以肯定的是,他同样也是“人-地方”:一个人(man-ples)。事实上,这是在他过世之后,他的一位来自塔纳(Tanna)的朋友,在巴黎地理研究所的乔尔追悼会上的吊唁信里说到的:人(man-ples),追悼会的结束落在了这个词上,这是纪念乔尔的最高赞誉。十年后,我想通过一句题铭来表达:纪念乔尔·博纳迈松,一位真诚的人。

 

地方与真实性

乔尔·博纳迈松逝世大约11年后,我撰写了乔治·休伯特·德拉科夫斯基(George Hubert de Radkowski)的文章的再版序言,这些文章在六十年代首次出版,现在,我们又把它们重新编进书里,《走向游牧主義》(Vers le nomadisme)、《居住的人类学》(Anthropologie de l’habiter)【5】。

在这些文本中,德拉科夫斯基发展了他的现代“游牧者”概念,现代“游牧者”是指那些永无止境地在“攫取”(prise)的“小徑”(piste)上的人,而不是如他们“定居”的先辈们那样,是在真正的地方(lieu)的“道路”上(chemin); 他們的行为最终只是在造假(fausse  monnaie)。这种观点如下图所示:

我们看到著名的韦伯论点的隱喻,即從传统社会的价值理性(Wertrationalität)到现代工具理性(Zweckrationalität 或目的理性)的過渡,前者是价值的表达,後者是取决于對象或目的(Zweck)上(或关于对象或目的)。从后者来看,地方事实上是被简化成了普通的地点:那些构成现代的真实性的对象。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如何从“存在与时间”出发,痛斥这些“摆置”(Stellen),它与万物丧失本体论的所有联系,就像与我们自身也丧失联系一样【6】。这相当于现代的去具体化(déconcrétisation),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事物与我们自身停止了“共同生长”(Croître ensemble)(cumcrescere)。我们也以同样的速度,丢失了这种具体性的场所,或者更准确地说,曲解了怀特海(Whitehead)【7】的概念——共生(concresecence)。

由此产生的非宇宙性(acosmia)标志着一种不真实性,尤其是关系到每个人的根本基础:自然(la nature)。在这,自然仅仅只是作为一个消费对象,无论它是功利主义的(以原料的形式)或是用于游乐的(以风景的形式),在我们的描绘和行为中,一方与另一方完全地分离开了,然而它们却是同一件事。例如,在旅游和城市中弥漫着的“自然”(风景这层意义上而言),它已经成为自然的反面(生态系统和生物圈而言)。我们越寻求“自然”(la nature),我们就越破坏自然。宇宙的统一体在哪儿消失了?人类在哪儿能找到自己真正的地方?

这一丢失的宇宙性(cosmisité),柏拉图在蒂迈欧篇(Timée) 里的最后一句话提到了:宇宙(kosmos)是独一的(heis),它“非常大,非常好,非常漂亮,非常完美”(megistos kai aristos kallistos te kai teleôtatos),也就是说,满载着人类的价值。这也是在某个夜晚,陶渊明于风景中所观察到的,正如这首诗里所表达的 ——饮酒(其五),约402年所作: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在这孤单情绪的场景之中,连结了多层级的含义。太阳返回地球的运动,与生活的运动相结合 – 鸟儿归巢 – 运动即隐喻,诗人回到了故乡,而这一切是以一个动作来感知(见,在第3节中):采摘一支花。在宇宙统一体中,诗人感受到了一个完满的真理(真,在第6节中),一种无法言说的真理(最后一节)。

 

继承者们

这种整体的宇宙性,也就是现代分析所要瓦解的对象。我们不再知道如何将好(Bien),美(Beau)和真(Vrai)结合起来。为了遵循科学所谎称的真理,人們早已分開了那些涉及人类事务(经济学)与地球(生态学)之间的事情。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真理,而缺乏与他者的沟通。

我没说乔尔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 这是整个现代性的问题,这也并不代表说他就不如我们现代—但起码,他不是马尔库塞(Marcuse)最近所谴责的那种“单一维度的人”(homme unidimensionnel)。他不是一个满足于一小部分真理的人。正因如此,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研究员,而且是一个伟大的老师。他善于将激发自己的本真性之火,传递给年轻人。

最后,我还有一些话要献给这些年轻的研究员们。有些人一直未得到机构的欢迎,也许正因为他们接收到了这一火种。这本真性的火种,将毫不偏离地带领他们,直到世界的尽头——宇宙中的某个地方,而那时,乔尔已不在那引导他们。

莫尔帕(Maurepas),2008年2月7日。

 


 

原文注释:

 

1在当代语言中,引号的使用(附加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动作)意味着人们与所表达的事物保持距离。从引号的原有功能得出(注释),她无意识地表露出,说话人或作者害怕亲自参与到他们所说与所写之中。

2 Joël Bonnemaison, Les Gens des lieux. Histoire et géosymboles d’une société enracinée : Tanna, Paris, Éditions de l’ORSTOM, 1997, p. 11-13.

3 在讲法语者的比斯拉马语中是man-i-flot,,对应于讲英文者的比撕拉马语是man-i-drip[dift],我们将在后文看到这个词。

4 Op. cit., p. 13.

5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2.

6.没有留意到这种分离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对地方/所在地(topos)的定义,好比一个“不动的花瓶”(angeion ametakinêton, Physique, IV, 212 a 15),“(事物)即時不动的极限的框架” (to tou periechontos peras akinêton prôton, 212 a 20)。这个定义,意味着事物的同一性(移动的)与所在地的同一性相分离。在这点上,它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原则是類同的,即主体的同一性,与柏拉图的chôra(处所),作为一种發生(genesis,相應於感知世界的存在物)的本体论的场所是相斥的。亚里士多德对topos的定义,是对等于主体同一性的逻辑,同时也是作为Stelle(地方/位置),现代的地方概念的基础。关于这些问题,详见我的一本书:Écoumène .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s milieux humains . Paris,Belin, 2000, chapitre I (Lieu)

7 Alfred North Whitehead, Procès et réalité. Essai de cosmologie, Paris, Gallimard, 1978 (1929)

(边留久)Augustin Berque

地理学家,东方学家,哲学家,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博士生导师。

主要译著:La Pensée paysagère, Paris, Archibooks, 2008.(中文译本:《风景文化》,边留久(Augustin Berque)著,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
La Ville insoutenable (dir. avec Ph. BONNIN et C. GHORRA-GOBIN), Paris, Belin, 2006.
Ecoumène.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s milieux humains, Paris, Beli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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