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论述许煜书中提及的部分中国传统文化及儒家对科技的观点，本篇则主要讨论书中参照或回应的西方哲学思潮，主要习于海德格，以及法国近代哲学家Gilbert Simondon及当代的Bernard Stiegler。
须一再强调的是，虽然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一书出入中西方理论，而在本文中又有概念或似与上篇呼应，但许煜表明拒绝中西直接对位比较，例如把中国哲学的概念如「道」与英文中logos对等，或把斯多葛学派（Stoics）与道家作类比，敬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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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使人成为备用资源
海德格的最大忧虑，是科技最终使人成为备用资源（standing reserve），就如电影《廿二世纪杀人网络》（Matrix）中，人类成为了驱动机器世界的电池。这个末世想像，纵然未必准确，但也描绘了海德格著名的「技术奇点」（Singularity）概念。
前文提到，许煜在书中引用许多由techne（技艺或艺术）此一希腊文字根引申出来的词汇，包括technics（技术）、technology（科技）等，而书题中的前半部分亦与海德格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1954）有关。该文章源自一篇在1949年发表的演讲，篇幅不算长，却在西方文化界影响深远。当时历史背景为二战之后，西方诸国均反思若科技并非用于造福人群，而是应用于如战争中带来生灵涂炭，则十分不可取。作为主要侵略国之一的德国，对问题责无旁贷，加上海德格与纳粹的关系，让文章带有更深一层的意义。
海德格在文章开首便解释，人类需要经过对科技的思考，才可以与科技建立一种自由的关系，这种关系会让人类体验到科技的本质。当人类回应这种本质，便可以在科技的应用范围内经验科技性（the technological）。
海德格认同科技可以同时有两种定义：达到某种目的之手段及人类活动。而现代科技（泛指18世纪后半以降的机械科技）也与比较原始的科技一样，是需要人类适当控制的工具，以致人类和科技能建立一种正确的关系，而不是让科技超越人类的控制范围。
不过，视科技为工具这一合理定义并不能解释科技的本质。海德格遂以希腊哲学作一起点，透过探讨「本质」（essence）和「起因」（cause）以定义科技。海德格指出在工具的创造中，除了各样起因，人类的介入及贡献不可或缺，足以让物件由无到有（poiesis），但这一重要的起因却被亚里斯多德忽略。 「由无到有」也可以是一种「揭示」，由希腊文aletheia翻译为拉丁文veritas，意即真相。海德格论道，科技由无到有和工具性的特性，同时也是它的本质：揭示和真相。
海德格形容希腊文中对科技为揭示的定义也适用于现代科技。不过重要的分别是，现代科技并非由无到有，而是建基于对大自然的挑战和资源的榨取及储存，例如传统农耕与利用工业式机械大规模耕作之间的分别。透过现代科技，人类从土地中取得矿石，再从矿石中提炼出各种金属，而放射性元素如铀就被用作制造原子弹。
危险之中亦有救赎
海德格认为人类是现代科技这种命令式揭示的必要掌控者——自动化科技再先进，在人类设计以外并没有自主性，所以人类理应比科技更进一步掌控大自然。但海德格也指出人类并不能掌控揭示的过程，只能以掌控自然回应揭示的呼唤（德文Gestell一词）。海德格认为现代科技的本质并不是应用科学（例如机械、电力及核子科技），而是Gestell这一种挑战及掌控自然、出产与揭示的过程。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并非部分人对现代科技持有的悲观末世论，以致人类得以自由地看待科技，而不是单单盲目鼓吹或消极抗议。
不过这种揭示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危险和不确定性，亦可以被误判，例如人类由掌控者变为任劳任怨的备用资源，或自以为可以掌控世上一切而变得自大不可一世，从而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海德格解释这些危险并不是来自科技，而是人类对其本质的误解。然而有危便有机，危险之中亦有救赎（来自德国诗人贺德林Hölderlin的诗句），而「救赎」（saving power）亦有「回到原初」之意。
当人类不再单以功能看待科技或科技性，就能看到揭示的本质是一种被容许的永恒存在（granted endurance）。揭示一方面让人忙于掌控，但救赎亦带来克制，两者看似那么远，却是这么近。海德格认为，科技带来的救赎，必须透过对其思考来获得，而非人类活动或成就。其实回到原初，techne不单形容技术，也涵盖宗教、哲学和艺术等，同有揭示及创造特性的范畴。海德格以艺术作为另一种创造的可能来结语，以回应科技自身的限制与不足。文艺与科技看似相互背反，却又彼此平衡。
近代法国哲学的影响
在Gilbert Simondon（1924-1989）的著作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1958）中，亦有类似的二元论述。 Simondon提出在人类文明之初，技术（technics）与宗教原为一种共生的关系，如同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中的「图形——背景关系」（Figure-ground relationship），共生又互相牵制，后来才渐渐分道扬镳。宗教一方发展出伦理道德、教条学说，而技术一方则发展出科学与科技，在现代社会两者往往被视为相反，以致宇宙科技观没落。许煜从Simondon的理论中看到宇宙科技观的可能，认为其优点在于可以超越传统上自然与科技的二元对立，而透过对宇宙科技观的哲学思考，我们可以找出及确定两者原生的合一（organic unity）。
献给斯蒂格勒
Simondon的著作在八九十年代开始受到学界重视，其中表表者包括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1952-），后者对科技的论述成为许煜书中的重要坐标，而许煜更将此书题献给他的老师斯蒂格勒。斯蒂格勒在Technics and Time（一书三册）中指出，西方哲学长期以来「忘记」了有关科技及技术的问题，而此对比起海德格为终结现代（terminating modernity）而提出「忘记」存在（the forgetting of Being）更为重要。而若以技术（technique）代替存在、主客体互换作为主轴来思考，将会对存在及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带来另一种的叙述与诠释。许煜就是在包括海德格、Simondon和斯蒂格勒等哲学家的理论框架之上，建构出一种对中国科技观独特的论述，让它与现代世界接轨。
（没有我们的未来．许煜书介五之四，下周二续）
作者简介：陈可乐（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毕业，现为Eaton HK驻场行动者，OneLawyer网站创办人）、李思华（英国伦敦大学金匠学院英文及比较文学系博士）
（原文刊于2018年11月6日明报世纪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