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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轉機達人許煜 非常時期 反思「正常」

文章: 轉機達人許煜 非常時期 反思「正常」

「只有在這樣的災難中,我們才能事後意識到我們只是脆弱的存在。」哲學家許煜在最近發表的文章〈百年危機〉(One Hundred Years of Crisis)的開頭,如是引述了法國詩人Paul Valéry在〈精神的危機〉(Crisis of the Spirit)中的觀點,作為他接下來討論新冠肺炎疫情下人類如何面對危機的思考起點。「哲學在疫情之下,似乎好多人都覺得有需要出來講啲嘢,但講什麼呢?比如阿甘本,他太快了。哲學可不可以提供跟新聞不同的貢獻呢?有沒有一些新概念建立出來,讓我們思考現在發生的問題?」

 

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以「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理論著稱,以九一一恐襲為例,指當美國政府馬上宣布國家進入「例外狀態」,彰顯主權凌駕其他法律的絕對權力,「就是容許它起訴一些覺得危險的人,但你知道,任何人都可以有嫌疑的,就變成跟香港例子差不多,會濫捕」。阿甘本二月底回到這個警惕國家權力的理論,發文宣稱「傳染病」概念乃意大利政府「發明」,推行緊急措施毫無依據。「他寫這篇文之後常常被人笑,原因是他闡釋自己的概念,只是重複自己的概念,完全沒有扣連到coronavirus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全球化下的虛無主義

疫症爆發,政府呼籲市民居家抗疫,空間限制了活動,閱讀轉成熱潮。疫情下許多人重讀《鼠疫》,《愛在瘟疫蔓延時》也是另一熱門讀物,單憑書名已足夠給不讀書的人提供片面的浪漫慰藉,成為社交平台上一則熱門的標籤。許煜留意到《愛在瘟疫蔓延時》大熱,說自己在瘟疫中想到的經典,卻是正好誕生於這場疫症爆發一百年前的〈精神的危機〉,便執筆寫下〈百年危機〉一文回應當下,思考人類的出路。

 

因應疫情,記者建議不如回到許煜的辦公室見面,他在回覆電郵說,全港大學現在都實施極端的保安措施,只有獲授權的人才可進去。在他帶領下完成登記,面對探熱槍輪流撥開劉海,順利通過了校方近月架設的關卡。自從學校取消了實體課堂改用網上授課,許煜減少了回辦公室,打開房門前說笑要先檢查裏面有沒有昆蟲屍體。昆蟲沒有,書桌上卻有個聚滿茶漬的杯子,電話顯示有五個未接來電,時空像是停滯了。

 

一切都可以被貶值

拿出論文,我們從法國詩人Paul Valéry在〈精神的危機〉對一戰的思考談起,「Valéry在思考一戰,他看到一種虛無主義,見到的其實是nothing,empty的。虛無主義的意思是,一切都可以被貶值,神都可以被貶值,已經沒有了所謂絕對的價值。也就是說,沒有任何東西值得我們珍視」。虛無主義透過全球化在今天全面延展,許煜看得通透,以疫情下的例子釋述,問:中國為什麼開始瞞報疫情?數字突然間去到零?日本現在為何仍然以佛系方法處理疫情,宣布進入例外狀態,也不過是「叫人」不要出去。另一頭的特朗普一天到晚在講經濟復蘇,世界追隨的就是一個以經濟和軍事主導技術競爭的邏輯。他想起俄羅斯總統普京數年前在開學日的致詞,在莘莘學子面前,一錘定音的宣告,只要掌握人工智能,就能主宰世界。「但其實compete for what呢?最後整個文明的進程是如何呢?按現在的情况看,我們有anthropocene(人類世),有氣候變化、各種各樣的戰爭問題,根據這個邏輯和觀察,整個人類文明朝向的就是虛無,好多科學家已經提出警告,說如果我們文明的進程依舊,我們只剩下幾十年時間。」

 

恐懼驅使排外 民族主義漸盛

這個席捲全球的致命病毒,有人深信是全球化擴張的結果。一方面歸咎人類科技文明無止境地消耗地球資源,威脅生態,「如果我們相信病毒來自蝙蝠……」許煜一次逛書店時,見過一本中國食譜研究,從中國遠古時期到現在,以朝代劃分記載,想到的動物都有食譜。另一方面,全球化透過全球運輸、財經網絡等讓疾病以飛機每小時九百公里的速度大規模擴散。

 

面對疫情,各國先後作出應對措施。他觀察到似乎最有效的方法是設定邊界,以免疫系統邏輯中的「敵」「我」之分來保護自己。他舉例說,意大利是最早對中國實施旅行禁令的國家之一,早在一月下旬,羅馬音樂學院就禁止「東方」學生上課,即使他們從未去過中國。至於香港,也有餐廳貼出告示宣布不歡迎說普通話的顧客,將普通話與攜帶病毒的大陸人聯繫起來。不少人形容這場疫情是全球化的終結,原本在全球資本主義和文化交流、國際貿易的流動性下模糊了的邊界,現在卻顯然再現。按照卡爾.施米特的講法,當敵人不可見,便必須被具體化和指認,許煜認為這些免疫性的排外舉動實際上由恐懼驅使,但這種民族國家邏輯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裏,根本不適用。

 

免疫系統不是敵我對立

另一方面,他留意到各國的民族主義在疫情下也日益高漲,中國和美國互相指摘,以Chinese virus、American virus命名病毒,將其他國家污名化。在歧視與被歧視的同時,也會借助敵對力量振奮民族的團結,「對我來說,敵我邏輯最大問題是,無論我們如何去歌頌自己的政府多好,更加根本的是,整個政治哲學似乎在瘟疫時似乎沒什麼作用」。將自我與他者對立作為防禦方式,是免疫學中一種經典的直觀理解,許煜解釋另一種後來獲廣泛討論的模式,「其實免疫系統不是分self和other的,整個免疫系統是一體的,是一個有機的過程,由不同的body組成,跟血、神經、器官都有關聯的,我們體內也有很多細菌,免疫系統就是由它們一起維持的」。如果我們仍然遵循民族國家的邏輯,將永遠無法實現共同免疫體,〈百年危機〉中如是說。

 

「國際聯盟」與「世衛」

許煜在〈百年危機〉一文中,引述施米特對成立於一戰後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的批評。施米特指這種以人道為名、由各國代表組成的組織,意圖去政治化,卻沒能消除民族國家的概念,實際上只是在製造另一種有利戰爭的條件。許煜闡釋他的論點,認為這批評分明也適用於世界衛生組織,感慨多年過去,我們依然處於相同的政治格局裏,無法擺脫這個陰影,「如果有一些權力操縱它,它的行為就要favour這些superpower,同時就危害了其他國家」。他批評世衛的成立旨在超越國界,就全球衛生問題提出警告、建議和治理,但這次在防止新冠病毒的傳播上,幾乎沒有發揮積極作用,總幹事甚至曾拒絕稱其為全球大流行,「令一種最初可控的病毒讓世界陷入全球戰爭狀態。無論是軍事動員、邊界控制,現在其實跟戰爭沒什麼分別」。

 

病態文化中的哲學 只會更病態

〈百年危機〉的引言援引了尼采的一句話,「如果哲學曾經表現為有益的、彌補性或預防性的東西,那是因為它處於一種健康的文化中。而在病態的文化中,哲學只會令文化更加病態」。問許煜覺得當今世界「文化」如何,他斬釘截鐵:「當然是病態」,認為尼采這句話在當下十分諷刺,叫他反思純粹以既有概念回應現實的不足,「其實我們是要發明一些新的概念來處理現在的問題」。

 

延續之前的討論,如果要實現康德所說的永久和平,廢除民族國家,解構主義哲學家柄谷行人認為必須經歷第三次世界大戰,繼而建立一個權力比聯合國更大的國際治理機構,世界才可以有新的秩序。許煜則認為與其消極等待可能使人類滅絕的三戰來臨,不如思考出路,竟提出香港「一國兩制」的方向可以借鑑。

 

柄谷行人提出「禮物經濟」作為實踐永久和平方式,許煜則認為三戰不是唯一方法,「禮物經濟的object不是一些商品,而是主權,即是說一個國家可以將主權送給人,條件和不可計算的『友誼』在地緣政治中可看作對主權的破壞,不過這對民族國家來說沒可能的。但這是不是真的沒可能?我又覺得不是。」他舉例,德國的難民政策是其中一種體現,另一種方式,則可以參考鄧小平構想的「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其實就主權自我dissolve的過程,可以發展得比聯邦制更加複雜和有意思,但問題是它似乎沒有再進一步發展,更有倒退的趨勢,沒有dissolve主權國家,而是被主權國家dissolve了,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來看,是很可惜的事」。

 

拒絕「回復正常生活」

疫情未見終點,但絕處中有人寄語,說疫症過去後世界將會不一樣。對這樣的期許,許煜未敢過分樂觀,認為世界要有改變,首先要拒絕「回復正常生活」,「面對全球的病態,我們迫切需要由新思維和新框架驅動的改革」。他在文中歸納「團結」作為出路,對記者笑說,自己一直想寫齊澤克,最後都決定刪去,「因為對我來說,齊澤克所講的全部都是抽象的。真正的共同免疫是從具體的團結出發。具體的團結可不可以用現有的科技建立?」他講話一貫的有條理,說有兩點想強調,一是組織非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組織,二是擺脫單一技術文化,「我們思考技術,一向只覺得有一種,技術咪技術囉。但其實技術牽涉好多東西,跟我們生存的物理與地理環境、我們的文化實踐和信念,跟我們的宇宙論、人生觀有關」。單一技術文化競逐效率,某種認識論被高舉的同時,另一些認識論就被忽略了。話說至此,許煜調侃自己,笑說很多時自己講話會被說太抽象,便體貼地舉例,「我們用農藥,農藥其實好針對昆蟲的生理和化學成分,是很普遍的。但你將這東西放在世界不同地方,會有好多不同的後果,有些地方用得,有些地方可能會令其他物種死晒,泥土河流被污染,生物鏈全部消失」。他以此解釋,以普遍的思維其實無法處理個別地方的問題,「我們可以看看不同地區的人如何面對這個問題呢?比如是蝗蟲的話,咪養啲鴨,鴨會吃掉蝗蟲嘛。或者在周圍發現有些植物可以驅蟲,可以大量種植,有好多元化的應對」。他強調,沒有技術的多樣性,我們就無法維持生物多樣性,以及生活方式、共存形式和經濟方面的多樣化。

 

疫症是轉機?

身為大學教授的他,對連月來用zoom授課有深刻體會,「過去二十年我們都有講網上教學,但從來沒有發生過,理由有好多,電腦不夠普及,網速不夠等等,但過去幾個月,香港所有課程全部都online,困難大部分人都解決到,其實網上和整個大學的數字化都是可能的」。從網上教學的可行,他覺得可以延伸到關於教育的思考,遂提起將我隔絕在大樓外的關卡,依然很不滿,他從大閘的架設,推斷這將落實為長期措施,「現在大學有閘,點入呢?德國的大學大課,根據法律,公眾可以去旁聽的。但現在香港圍晒閘,現在會不會是一個機會(開放網上課堂),讓不同學校的學生都可以參與學習呢?」他認為「正常生活」的暫停正好提供了思考機構限制、我們與科技關係的契機,「當然事情沒那麼簡單,入面都有好多politics,但比如歐洲美國好多學校都將網上課程開放,意味其實可以做好大型base on internet的學術機構」。疫症可以作為一個轉機,催生一種新的政治、新的社會組織,「思考一個transformative politics是這個時代一個好重要的方向。但如果我們不去enforce這件事,最後都不會出現,都是馬照跑舞照跳」。

 

文 // 潘曉彤
圖 // 馮凱鍵
編輯 // 王翠麗

轉載自星期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