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貝爾納·斯蒂格勒

我如何可以相信Bernard已經離開我們了呢？

可能這是真的，但我不相信，也不會相信。

8月7日我一醒來就收到Bernard離世的消息，我聽他生前的電台訪問，依然感到他的存在，他的慷慨，他溫暖的招呼和笑容，但我已無法停止我的眼淚。一周前，我仍和Bernard通電話，我們討論8月底在法國阿爾勒（Arles）的研討會，以及將來的計劃。他的聲音比以前軟弱，但很積極。他埋怨手機壞了，打印機也壞了，但他又不能在網上買，因為需要用手機接收驗證碼，但是他仍然繼續寫作。8月6日，我突然感到一陣不尋常的虛弱，肚子不斷地抽痛，類似的情形兩年前發生過一次，那時，我的朋友兼編輯自殺了；我拖著疲備的身體到郵局寄高麗參給Bernard,但因為新冠的原因，郵局關門了。回到家後，我想寫信給他，告訴他我編輯、有他參與的兩本期刊專刊就快出版了。但我沒有寫，我也沒想到，我再也沒有跟他說話的機會了。

我2008年11月與 Bernard在倫敦相識，雖然之前我己在他的講座上見過他。我與一名同事一起到聖潘克拉斯火車站（St. Pancras Station）去接他。那時我年輕，興奮，同時又很焦慮。之前我己讀過他的《技術與時間》（La technique et le temps）第一卷、他和德里達的《電視迴聲影像學》（Échographies de la télévision. Entretiens filmés），看了《伊斯特河》（The Ister），一部由他的長期譯者和朋友丹·羅斯（Dan Ross）以及大衛·巴里松（David Barison）製作的紀錄片。我幾乎每年都和學生一起看這部片子。就像所有人一樣，我很好奇他是怎麼從一個銀行搶劫犯成為哲學家的。我那時已經仔細研讀過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以及海氏後期著作，我以為自己已經洞悉了海德格爾技術思想的某些問題。但閱讀《技術與時間》卷一令我極度興奮。我逐句通讀過幾遍，每次都是非凡的經歷。Bernard用“技術”的概念解構了海德格爾的“存在”概念，並打開了海德格爾思想的一個突破口，進而從內部將其予以重構。

但是，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解構西方哲學史的計劃。對他來說，技術實際上是第一哲學，但它被哲學史壓抑了（弗洛伊德意義上的壓抑）。《技術與時間》前兩卷致力於對海德格爾和胡塞爾現象學的解構；第三卷是對康德《純粹理性的批判》的解構，以及對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批判。

《技術與時間》第三卷也是Bernard針對工業資本主義的政治性著作的開端，此後他在這個方向上出版了超過三十多本書。Bernard並不反對工業本身，而是反對工業資本主義的視野，同時反對各種形式的犬儒主義。技術工業，尤其消費主義，重視短期的獲利能力，因此並沒有擔負起照怀大眾——特別是年輕一代，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的一代的責任。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技術變得有毒。從《技術與時間》的第三卷開始，Bernard試圖通過對馬克思、弗洛伊德、西蒙東（Gilbert Simondon），對生物學和經濟學等的閱讀，系統地尋找新武器。Bernard在2006年與朋友們一起創建的工業藝術（Ars Industrialis）協會的任務，便是致力於工業的轉型。他生前在巴黎北部聖丹尼的項目則是與工業夥伴和銀行合作，發展一種新的政治經濟，他稱之為“貢獻性經濟”（the economy of contribution）。

我仍然記得那是個下雨天。他像個典型的法國知識分子，穿了件黑色大衣，戴著帽子，但我還是把傘遞給了他。他一開始拒絕，後來還是接受了。Bernard非常友好，問我在讀什麼。我告訴他，我正在讀他的半自傳《付諸行動》（Acting Out）和哲學史家皮埃爾·阿多（Pierre Hadot）的另一本書。他很吃驚。我那時剛從重病中恢復過來，他的哲學與古代靈修之間的共鳴使我著迷。在後來的會議上他發表了主題演講，我也做了一次報告，Bernard對我關於關係的研究非常感興趣，叮囑我與他保持聯繫。幾個月後，他到倫敦大學金匠學院與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雅安·莫里耶-布當（Yann Moulier-Boutang）辯論（活動由斯科特·拉希[Scott Lash]主持，當時一名俄羅斯藝術家，自稱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粉絲，在演講者面前拉屎以解釋他所理解的抗爭），Bernard邀請我到他巴黎的研討會上談我的研究。後來他同意指導我的博士論文。Bernard對我來說是英雄和巨人，每次和他討論論文時，我都覺得自己是在浪費他的時間。但是Bernard熱情且慷慨，他從不把我當學生而是當朋友，他對我的研究十分感興趣。我並沒有第三持存來記錄這些場景，但是很多細節仍然歷歷在目。我還記得在一次會議中，Bernard叫我不要讀太多的海德格爾，因為每個偉大的思想家只有一兩本代表作，對他來說，海德格爾的是《存在與時間》。有一次，在我們等過馬路的時候，他說有一個人我以後必須認真對待，那就是雅克·德里達。我2016年出版了論文《論數碼物的存在》（On the Existence of Digital Objects），Bernard慷慨地寫了序言。

當我從倫敦移居巴黎並開始在他的研究與創新學院（Institut de recherche et d’innovation）工作時，我才更加了解 Bernard。IRI是他於2006年辭去蓬皮杜中心文化發展部主任一職後與文森特·普伊赫（Vincent Puig）創建的研究所。在擔任蓬皮杜藝術中心主任之前，他應音樂家兼作曲家皮埃爾·布列茲（Pierre Boulez）的邀請，成為音樂-聲學協調研究所（IRCAM）的主任。我從沒有遇到過比Bernard更傳奇的人：從農場工人，到爵士酒吧老闆，再到銀行搶劫犯，在現象學家杰拉德·格拉內爾（Gérard Granel）的幫助下在監獄裡學習了五年哲學，成為利奧塔的碩士生和德里達的博士生，此後負責多個研究項目，包括1980年代與國家圖書館合作的數字化項目。接著他成為國立視聽研究院（INA）的署理主任，然後是IRCAM主任，2018年他從IRI退休。

後來我離開法國前往德國工作，但與Bernard的關係更加緊密。他曾在我工作的呂訥堡大學（Universität Lüneburg）擔任了一個學期的客座教授，其後又在洪堡大學繼續當了一學期客座，那時我剛好住柏林，因此我們幾乎每週都見面。自2012年起，我每年都會去法國中部的埃皮諾（Epineuil）鄉下上他的暑期學校，Bernard和他的家人為受邀者和學生們組織了為期一周的研討會。那是思想與友誼的盛宴，不幸的是它在2017年戛然而止。但隨著Bernard的離去以及新冠疫情爆發，法國夏天似乎也離我越來越遠了。

2015年，我第一次與Bernard和他的家人一起回中國。Bernard總對所有人說，是我把他帶到了中國，但我認為情況恰恰相反。那時我已經在歐洲生活了十年，其間，我每年只回香港幾天探望父母，沒有去內地。與Bernard一起去杭州講學對我來說是個重要的事件，感謝中國美術學院現任院長高士明和他的同事們，讓我重新發現了中國。我們2015年開始在杭州教授大師班，這期間我幾乎每天都和Bernard一起共進午餐和晚餐。在許多個溫暖的春晚，我們在學院旁邊意大利餐廳的露台上觥籌交錯，談論哲學。我還記得那是2018年，Bernard喝著酒，抽著煙，突然對我說，你還記得我曾經叫你不要讀海德格爾嗎？我回答說，是的，我記得，但是我沒有理您。他笑著說，我知道你不聽我話，我現在認為我錯了。

2016年，我出版了第二本專著《論中國的技術問題——宇宙技術初論》（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是我對海德格爾1953年的論文《技術的追問》的回應和批評。在這本書中，我提出了與Bernard不同的海德格爾讀法，儘管此書第二部分對於京都學派和新儒家的解構，仍然有賴於他對海德格爾的世界歷史觀的批判。我將這本書獻給了Bernard，因為如果沒有我們之間的多次討論，沒有他對我叛逆精神的肯定，我將無法邁出這一步。然而，這本書也給Bernard帶來了問題。Bernard不同意我的看法——不是我對海德格爾的閱讀，而是我對法國古生物學家安德烈·勒魯瓦-古爾漢（André Leroi-Gourhan）的解讀，這或許是我與他的哲學衝突。我們在2018年的成都之行中討論了這件事，記得當時恰好是在和他兒子奧古斯丁一起去看熊貓的途中；我們原本應該在2019年的台北研討會上就此事展開辯論，但卻沒有做到；最後，我們決定把辯論挪到Angelaki期刊的宇宙技術特刊上，然而特刊發行的時候剛好是他去世的那天。Bernard在2020年4月住院期間忍受了很多痛苦，卻還是非常慷慨地完成了這篇文章。可惜他改變了論文的方向，所以我們計劃中的辯論從未真正發生。

Bernard留下了許多關於哲學和技術的原創性和開創性工作。他從不局限於單一學科，也從未對任何膚淺的跨學科研究感到滿意。他一直在努力發明新的思維和實踐，打破各種各樣的界限，讓我們窺見未來和希望。他是災難的思想家，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悲劇的思想家，他從未錯過使偶然事件成為哲學上的必然的機會。儘管如此，Bernard仍然虧欠我們他承諾過的多本《技術與時間》。Bernard曾經幾次向我提起他在監獄裡的一段很不尋常的經歷。在一次迷幻式的體驗中，他寫下了一篇文章，當時他也不太明白自己寫了什麼。他拿給格拉內爾看，後者告訴他：“這將是你的哲學。”這些內容寫進了在他的博士論文，後來論文答辯委員會成員之一的馬里翁希望發表這一部分，但Bernard拒絕了。該部分應該作為《技術與時間》的第七卷出版，儘管我們仍在等待第四、第五和第六卷。據Bernard所說，這個神秘的部分是關於螺旋形的。我從沒有讀過這些文字，但我在想它是否有可能與我在《遞歸與偶然》（Recursivity and Contingency）中描述的內容相近，我這本書的導論的標題叫“一種迷幻的生成”（A Psychedelic Becoming）。Bernard讀了《遞歸與偶然》，他認為我處理的德國觀念論和控制論的問題很重要，他把書推薦了給法國出版商。但是遺憾的是，我們從未討論過“遞歸”與他的“螺旋”概念之間的關係，因為去年我錯過了這個機會。

去年我們在湖邊散步時，我告訴他，我曾在2016年與他的老朋友石田英敬和東浩紀一起喝醉過。Bernard非常興奮，他說出獄後從未真正醉過，但是他可能想要有一次例外。在餐廳裡，他點了一瓶酒，無奈因為我的身體尚未從《遞歸與偶然》所造成的虛耗中恢復過來，我最多只能喝一杯。Bernard不得不把半瓶紅酒帶回酒店。我錯過了讓他喝醉的機會，或者我也讓他失望了。畢竟，Bernard是一個不需要酣醉的悲主義者。

今年，我原本希望能再次在杭州見到他，但因為疫情，所有活動都取消了。我最後一次見到Bernard是在2019年11月，當時我們應台北國立藝術大學之邀，一起去台灣教授大師班。我原本應該在12月去巴黎參加他的年會，但我實在精疲力盡而不得不取消行程。儘管今年的會議仍將在12月如期舉行，但Bernard已無法赴約。Bernard選擇在一個貧乏的時代離開我們，在這個時代，愚蠢成為常態，政治不過是謊言，肆虐的疫情加劇了一切他終其一生都在與之鬥爭的惡。自2016年以來，Bernard經常談論夢想和夢想的必要性：工業資本主義摧毀了做夢的可能，它只能通過操縱注意力來生產消費主義。

在他看來，做夢的官能是被康德所忽視的。Bernard是一個夢想家，他夢想著不可能，因為那是哲學真正的對象；他是一個與愚蠢戰鬥的悲劇英雄，正如他的口頭禪——“必須戰鬥”（il faut combattre）。Bernard高度評價宮崎駿的動畫片《起風了》，對他而言，這部電影是說明夢想與技術關係的絕佳例子。所有技術都是夢想的實現，但夢想也可能成為噩夢，正如在藥理學中，所有的藥既是解藥，又是毒藥。Bernard繼承了柏拉圖和德里達，成為二十一世紀的技術藥劑師；然而，今天的科技大學幾乎很少有不為工業服務的，它們或許會談論倫理，卻不再需要哲學，因為它們都失去了做夢的能力。 “起風了”來自Bernard最喜歡的瓦萊里詩歌《海濱墓園》（Le cimetière marin）中的一句話，這首詩的結尾如下，我想這或許也是Bernard，繼尼采之後的最偉大的悲主義者，會留給我們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