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煜《新反动主义者的苦恼意识》

西方（再度）衰落？

彼得·蒂尔（Peter Thiel）曾经写道，“9·11”事件标志着启蒙运动遗产的失败。西方需要一套新的政治理论以将其从受到“运行于自由西方所有规则之外”的“全球恐怖主义”威胁的新世界格局之中救赎。姑且假定西方代表着民主、平等观念信条和价值观，蒂尔旋即认为恰恰是这些东西令西方变得脆弱。

这类有关启蒙运动已经过时的断言是新反动主义的主要态度。新反动主义的主要代表是笔名为孟修斯·莫尔德巴格（Mencius Moldbug）的硅谷计算机科学家、创业企业家柯蒂斯·亚尔文（Curtis Yarvin）和英国哲学家尼克·兰德（Nick Land）。如果说上文的蒂尔是国王，那么他们即是在Reddit和4Chan等一些社区捍卫其疆土的骑士。三者绝非毫不相干，过去十年来，莫尔德巴格的博客“无资格的保留”不断启发兰德的写作。他的创业公司Tlon得到蒂尔的支持。蒂尔同时也是著名风险投资家、PayPal和Palantir创始人、唐纳德·特朗普过渡团队成员。Tlon的主要产品Urbit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主导当代网络的中央化客户端-服务器结构的新协议，允许基于个人云计算实现去中心化运转——即所谓后奇点操作系统。蒂尔在文章结尾处以一个问题对新反动主义的任务作了充分的总结：“现代西方已经对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在启蒙运动和后启蒙运动时期，这些失去的信心解放了巨大的商业机会和创造力，同时，这些也使得西方变得脆弱，有没有一种不彻底毁灭现代西方，同时仍能巩固其地位的方法 ？”

我认为蒂尔的问题例证了黑格尔曾分析称为“苦恼意识”（unhappy consciousness）的一种状态。理解这个概念有助于理解新反动主义。苦恼意识是指“意识”意识到的一种悲剧时刻——它矛盾般地存在于从前的欢乐、甚至喜剧般的核心之中。自我意识原本认为是完整的事物通常被揭示为断裂而不圆满的状态。它认识到自己的“他者”是一个矛盾体，同时不知如何否定它。黑格尔诉诸情绪化的悲伤语言并非偶然，因为苦恼意识，顾名思义，被无法逃避的感觉所主宰甚至是压倒。苦恼意识能被感知，却总是无法超越的二元矛盾存在，因为它尚处于一种感觉而不是一个概念的阶段。

对于新反动主义者而言，普遍意义上的启蒙运动——具体而言指民主——似乎是一种被异化的自我之他者。它既是解药也是毒药，更准确地说是希腊文意义上的“药”（pharmakon）。然而，对矛盾的意识仍然只是一种感觉，逃避这种感觉的企图开辟了一条通往更深的忧郁或思考之狂喜（schwärmerei）的虚幻深渊（病态）道路。蒂尔援引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衰落》来形容这种矛盾的自我，并将“9·11”事件作为决定性的警告信号。

当然，新反动主义者对所谓的西方衰落的鼓吹很容易被当做一些似曾相识的历史时刻的重复上演：特别是十八世纪末对激进启蒙主义的攻击，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反动现代主义在德国的兴起。反动现代主义将浪漫主义与技术结合并最终融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对这一历史的反复要牢记于心，因为这有助于理解新反动主义者使用的策略和修辞（不论是否了解这些历史）。这有助于理解在他们的认识中今天所谓西方的衰落究竟由何构成，以及为何启蒙运动在他们看来是这般苦恼的根源。假如新反动主义者拒绝启蒙运动，这种拒绝是奇怪而特定的。

有关启蒙运动的争执

“9·11”事件之后，蒂尔预测美国将加强机场安全措施和对移民的审查。唐纳德·特朗普执政以来签发的穆斯林禁令将这类政策推向一个新高度。特朗普的上台是“美式民主”的产物，甚至令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感到震惊。作为真正的黑格尔派学者，福山最近表示：“二十年前，我完全不理解也没有形成有关民主国家怎么会发生倒退的理论。”然而，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美式民主的范畴：特朗普使用“特殊状况”这种用来描述诸如穆斯林禁令等紧急措施的词语，仿佛十六、十七、十八世纪的绝对君主一般根本不再当做例外、而是视作日常的行使主权的行为，令“特殊状况”完全不足为奇。受到新反动主义者拥护的君主制复辟将矛头对准了民主、平等等启蒙运动价值观，将这二者分别理解为退化和限制。取而代之的是自由之神，其遗产不无阴翳笼罩。

兰德引用了蒂尔2009年的文章《自由论者的教育》中的著名宣言：“我不再相信自由和民主能够相容。”但民主和自由若不相容意味着什么呢？蒂尔声称，自由论者错误地认为自由可以通过政治（民主）实现，而实现自由论者这一理想的唯一途径是凌驾于政治之上的资本主义，借由对网络空间、外太空和海洋的广泛探索。兰德写道，民主阻止了自由的实现，民主只是启蒙运动的神话。兰德和莫尔德巴格也提出了其他选择问题，遵从蒂尔的观点主张“从民主中复苏，就像东欧正在从共产主义中复苏一样”。对于新反动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自身存在的威胁：政治正确变成西方文明中的毒刺。

莫尔德巴格频繁引用普鲁士皇帝腓特烈二世的重商主义，使得这种争执更加激烈。这也是苦恼意识造成的混乱情绪的一种表现。莫尔德巴格捍卫神圣皇权，并提出将国家视为商业体的新重商主义。这种观点显然受到特朗普政府的欢迎。另一方面，他对于启蒙运动实际上是“老弗里茨”的独家发明这一点却避而不谈：腓特烈二世否定神圣王权而且赞成社会契约论。因此，苦恼意识陷于对启蒙运动矛盾的觉察与超越之间的两难境地：对于新反动主义者来说，启蒙运动给予了而后又拿去。正如兰德评论道，这种疾病的外在表征是个无情的讽刺。

虽然可能大多数情况并不冤枉他们，但将新反动主义者斥为种族主义者未免过于简单。对激进变革的渴望，令他们被关于世界另一面的美妙幻想和超级智能将拯救人类于政治的绘声绘色的想象所蒙蔽。例如，兰德对上海、香港和新加坡等亚洲城市的推崇只不过是对这些地方一些超然的观察，并将一种为了生产力牺牲政治的共同愿景投射在这些城市上而已。政治疲劳常常让西方羡艳东亚去政治化的技术-商业乌托邦前景——中华未来主义（sinofuturism）成为巨变的模板。我们所说的中华未来主义是指中国能够不加抵制地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而在西方，幻想着任何重大技术发明或科学发现都将受到来自“大教堂”的政治正确的限制和阻碍。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认为他和苏格兰人郭伯伟（John Cowperthwaite，1960年代香港财政司长）共同预见了香港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实验场。弗里德曼在文章《香港实验》中写到同样的观点，认为香港经济正是由于没有“政治意外”的干扰，才得以超越了美国。

这种对生产力的渴望符合新自由主义的前提：技术-商业去政治化对于拯救西方是必要的——但从什么里面拯救出来呢？我倾向于认为，新反动主义者的兴起揭示了启蒙运动以来作为全球化的普遍化进程的失败，但是其原因却更为微妙。对于新反动主义者来说，启蒙运动提出的平等、民主和自由及其普遍化导致了以政治正确为特点的生产力低下的政治体制。因此，需要服用“红色药丸” （电影《黑客帝国》里面红色药丸代表真相，而蓝色药丸是继续过去虚拟的现实）以便摒弃这些事业，寻求另一种无论是伪装的政治还是去政治的格局。作为苦恼意识的新反动主义思潮是对全球化辩证转型的一种抗议。

新反动主义的苦恼意识

普遍主义仍然是西方的知识产物。现实中并不存在普遍主义（至少现在还不存在），只有普遍化（或者称同步化），即全球化和殖民化实现的现代化进程。这既给右派也给左派制造了问题，使得政治极难简化为传统的二分格局。普遍化进程因权力差异而以不同方式运转：技术上更强大的权力得以输出知识和价值观给弱者，从而破坏其内在性，所有非西方国家都被迫适应不断的技术发展和创新。以中国为例，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导致席卷一切的现代化发展，而由于技术思想和发展的根本性差异，现代化中的技术性隔阂变得几乎无法持续（中国的防火墙算是现存最明显的技术隔阂，但其得以实现还要归功于硅谷）。

普遍化进程大部分是单边的。非西方思想被当作附带的消遣。即便是莱布尼茨也将中国思想当做通往普遍之路的一个通道。鸦片战争之后的现代化进程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进一步加剧。这是因为儒家思想等传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天真地判断为违背马克思主义进步历史观的封建倒退。世界最伟大的加速主义者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领导的经济改革再次加快了这一现代化进程。当今，南半球的军工技术正在追赶西方，扭转了上个世纪初以来西方现代性单边普遍化的进程。一种欢乐的黑格尔意识的最后一幕是欧美外派人士在印度练着瑜伽、在中国爬着长城，享受着本国以外的异域自然风光的样子。如今上海一点也不比纽约便宜，特朗普在指责中国偷走了美国就业岗位、摧毁了美国经济。欢乐时光结束了。

但全球化仍在继续，只不过物质条件凌驾于快乐意识之上。这不仅是美国如此。我去年夏天去巴塞罗那时惊讶地发现很多西班牙餐馆和商店是中国人在经营。一位研究巴塞罗那郊区问题的人类学家朋友告诉我，那里的情况更令人惊讶，大部分当地酒吧现在都掌握和经营在中国家族手中。他指出，姑且不说中东和北非难民问题，其他这些人口变化在近几十年中恐怕也将引发重大事件。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全球化并非如新反动主义者宣称的那样由启蒙运动的谎言所限制，全球化不过是一种殖民化、工业化和经济学的诞生叠加在其中的历史性时代精神。全球化的新格局目前显示出其另外一面——其实这一面自始存在，只不过一直未引发我们的思考。

新反动主义运动和所谓的“另类右派”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对西方无法跨越当前的全球化阶段并保持其过去几百年享有的特权这一事实的焦虑的表现。尼克·兰德二十年前就已经承认了这一论断。

新反动主义批评揭露了启蒙运动及其规划的局限。但令人惊讶的是，这可能只表明启蒙运动从未真正得到实现，或者说它的历史充满了妥协和扭曲。要解释新法西斯政治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就至少要承认这一点：正如希特勒对优等种族论调的钟爱丝毫不会损害他与日本帝国结盟一样，当代极端民族主义也成为真正的国际现象。新法西斯主义运动波及的范围远远超出欧洲和美洲，通过不同方式表现出“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特点。

上世纪90年代曾在德国哥廷根获得民俗学博士的香港学者陈云近几年在香港等亚洲城市发起了一场运动。他的“香港城邦论”依托于一种尴尬的新种族主义与大陆“中国性”对峙，借助一种追溯到宋朝的殖民历史与中国文化的混合体试图以中国的和“本土的”取代“全球的”这一概念。我个人尽管并非传统主义者，但我珍视传统。我始终认为，所有共产主义革命的失败都是由于不尊重传统，或者未能从传统中汲取力量，而是将物质与精神对立起来。物质与精神的对立导致了一种将现代化推向极致的虚无主义。正如我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提出，当今的问题不在于放弃传统还是捍卫传统，而是如何将传统去本质化，在知识型和认识论的层面上从去本质化的角度安置现代世界。

批评者经常指出，全球化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尽管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其他全球化之间存在区别，自上一个千年末以来反全球化运动的沉默已经导致一些作者认为，和某种贫瘠达成妥协会令革命者摆脱左翼政治的束缚，后者如同“把革命的格列佛束缚在陆地上”，革命派和新反动派同时呼吁激进的政治，但激进的方向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