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術初論
许煜
作者: 许煜
出版社: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原作名: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 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
译者: 苏子滢 / 卢睿洋
出版年: 2021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50317215
各大網上書店（現已上架）以及實體書店（12月中旬上架）有售
中文版序
写作此书时，我回看了许多青少年时期的笔记，当时我着迷于宋明理学的宇宙演化论和当代天体物理学。我还记得，在夏日里，我与哥哥每周都去九龙公共图书馆抱回一摞摞物理和形而上学书籍，整天泡在这些难以理解的东西里，当时也真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用。幸运的是，与我的语文、书法老师赖光朋博士的讨论使我受益良多，他向我介绍了新儒家的哲学家牟宗三的思想—牟宗三是他的博士导师。当我开始研读西方哲学，尤其是当代哲学思想时，我感到绝难将之与我过去所学相融合，而这也让我免于肤浅的、异域格调式的中西比较。2009年，我偶然读到西谷启治和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论海德格尔的著作，这使我找到了从时间问题的角度去接近不同哲学体系这一进路；近年来，当我读到人类学家菲利浦·德斯寇拉（Philippe Descola）和中国哲学家李三虎的著作时，一个具体的问题开始形成：如果我们承认存在着多元的自然，那么，是否可以思考多元的技术呢？它们不仅仅在功能和美学上有差异，而且有着存有论和宇宙论上的差异。这正是本书的首要问题。我提出“宇宙技术”（cosmotechnics）这个概念，试图打开科技及其历史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这些问题在20世纪被封闭了。
这本书的原意是以中国作为例子来阐释技术多元化的问题，同时提出每个文化都必须发展出自身的宇宙技术思想来反思现代化及技术全球化的命题。故本书先以英文出版，现已有韩文版及日文版，其他欧洲语言的翻译也在进行中。也因为如此，书中的部分内容是针对非中文读者的，所以对某些问题的讨论不得不浅尝辄止，但我仅希望这本书能打开一个窗口来思考一种后欧洲哲学［我在《递归与偶然》（Recursivity and Contingency , 2019）中，将从康德开始来阐述这种可能性］。中国思想源远流长，唯个人能力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或错误之处，唯希望这本书能作抛砖引玉之用。一百多年的现代化所打开的可能性我们都可以目睹，但它所遮蔽的可能性，则需要几代人来重新打开。我要向很多人表示感谢，这里不能一一罗列：罗宾·麦凯（Robin Mackay）和达米安·维尔（Damian Veal）出色的编辑工作和宝贵建议，以及德国吕纳堡大学的埃里希·霍尔（Erich Hörl）教授，中国美术学院的高士明教授、管怀斌教授、张颂仁教授、周净以及视觉中国和跨媒体艺术学院诸同仁对这个项目的支持，还有卢睿洋和苏子滢的翻译。最后，我要感谢贝尔纳·斯蒂格勒，感谢他多年来慷慨的讨论和启发。
许煜
2016年夏，柏林
修改于2018年夏
正面题：技术在人类学上是普遍的，因为它是身体功能的延伸、记忆的外化（externalisation），它在不同文化中产生的差异可依实际环境对技术倾向的影响程度来解释。[35]
反面题：技术在人类学上不是普遍的，在不同文化中，技术受到该文化对宇宙论的理解的影响，仅在特定的宇宙论框架下技术才是自律的—技术始终是宇宙技术。
求解这一二律背反将是我们的追问的阿里阿德涅之线。在此我先给宇宙技术作一个初步的定义：宇宙秩序和道德秩序通过技术活动而达到的统一。［尽管宇宙秩序（cosmic order）一词本身是同义反复的，因为希腊语的宇宙（kosmos）一词的意思就是秩序］。宇宙技术的概念立即给了我们一个概念工具，可以用它来 克服技术和自然间惯常的对立，进而把哲学的任务理解为寻找并肯定两者的有机整体。在概论的余下部分中，我将在20世纪的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东的著作里及当代一些人类学家，尤其是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的著作里考察宇宙技术这个概念。
在《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1958）第三部分里，西蒙东展开了一种关于技术性的思辨历史的探讨，明确了仅考察物件的技术谱系是不足的；还必须知道它包含“一种思想的、一种在世界中存在的方式的有机特征”。[36] 据西蒙东所说，技术性的起源始于一个“巫术”（magic或魔术）相，在其中我们看到一种先于主体／客体二分的原始整体。这个相以背景（ground）与图形（figure）的分离与聚合为特征。西蒙东从格式塔心理学借来这组概念，格式塔心理学认为图形无法与背景完全分离，背景赋予了形式，同时形式又对背景有所限制。我们可以把巫术相中的技术性理解为一种诸力量的场，各种力量依据西蒙东所说的“关键点”（pointes clès）结成网络（reticulation），例如高山、巨石或古树都可以是“关键点”。原始的巫术时刻、原初的宇宙技术模式随后分化为技术与宗教后，两者仍旧保持一种平衡，努力达成统一。技术和宗教都产生了相应的理论与实践的部分：在宗教中，分别为伦理（理论）和信条（实践）；在技术中则为科学与科技。但在巫术相这个模式中几乎无法区分宇宙论与宇宙技术，因为此时宇宙论只有作为日常生活实践的一部分时才是有意义的。两者仅在现代时期才发生分离，因为科技研究与宇宙论研究（作为天体物理学）被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这标志着技术彻底从宇宙论中分离，所有显性的宇宙技术概念都消失了。然而，说我们的时代没有宇宙技术是错误的，它的确存在：即菲利浦·德斯寇拉所说的“自然主义”，意思是文化与自然相互对立，从17世纪起，它成为西方主流的认识论。[37] 根据海德格尔所述的世界图像（Weltbild）可得知，在这种宇宙技术中，宇宙被视为可开采的备用物。对西蒙东来说，为我们的时代重新发明宇宙技术（尽管他不用这个术语）仍然是可能的。在一个关于机械学（mechanology）的访谈中，西蒙东谈到了电视天线，他优美地描述了这一聚合了现代科技与自然地理的聚合点。据我所知，西蒙东并未深入这一主题，但即便如此，将是我们的任务：
瞧这根电视天线……它是僵直的，但它也指引着方向；我们看到它指向远方，它能接收到遥远的发射器的信号。对我而言，它更像是一个象征物。它似乎是某种姿势，近乎是意向性的魔力，一种当代的巫术。在这最高点与节点（超频发射器的节点）的相遇之中，有一种人类网络和自然地理之间的“共-自然”（co-naturality）。它包含一种诗意的维度，也是一种与意指有关的维度，是各种意指的相遇。[38]
最近一些著作指出我们需要切近地思考非西方的文化，因为它们展现出了多元的存有论和宇宙论，指示了走出现代困境的道路。人类学家菲利浦·德斯寇拉和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寄希望于观察亚马逊文化，以求解构欧洲的自然／文化二分。哲学家如弗郎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和边留久（Augustin Berque）同样试图比较欧洲文化和中国、日本的文化，从而描绘出一种无法被简单的图式轻易归类的多元性，并试图重新诠释西方克服现代性的努力。德斯寇拉在其开创性的著作《超越自然与文化》（Beyond Nature and Culture）中指出，西方发展起来的自然／文化的二分不仅不是普遍情况，而且是边缘个案。德斯寇拉讲述了四种存有论：自然主义（自然／文化二分）、万物有灵主义、图腾主义和类比主义（analogism）。这些存有论对自然的刻画不尽相同，自欧洲现代性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自然／文化二分，在非现代的实践中并不被推崇。[41] 德斯寇拉引用了社会人类学家蒂姆·英戈尔德的研究，后者观察到哲学家们很少会问“是什么使得人这种动物变得特别？”，他们喜欢的典型的自然主义式提问是“是什么让人异于动物?”[42]，德斯寇拉指出这种情况不仅会发生在哲学家身上，民族志学家同样落入了自然主义教条，他们坚持人类存在者是独一无二的，并假设人类通过文化而有别于其他存在者。[43] 我们发现，自然主义是内在不连续，外在连续的；万物有灵主义是内在连续，外在不连续的。[44] 在下表中，我们再勾画一下德斯寇拉的四种存有论定义：
| 内在相似，外在不相似 | 万物有灵主义 | 图腾主义 | 内在相似，外在相似 |
| 内在不相似，外在相似 | 自然主义 | 类比主义 | 内在不相似，外在不相似 |
这些不同的存有论包含了不同的自然概念及不同的参与形式。的确，如德斯寇拉所述，自然主义中的自然与文化的对立，被其他的“自然”概念所拒绝。德斯寇拉关于自然的叙述同样适用于技术，在德斯寇拉的著作中，技术被抽象为“实践”—这个术语避免了技术与文化的二分。然而将其称为“实践”，可能模糊了技术的角色，这也是为何我们称之为宇宙技术而不说宇宙论。
虽然英戈尔德没有使用类似“宇宙技术”的术语，但他非常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基于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研究，英戈尔德指出在实践与其所属的环境有某种统一体。这导致他提出一种知觉生态学，[45] 并依据人类存在者与其环境间的情感关系来调解、操作这种生态学。他提供了狩猎－采集社会的一个案例来帮助我们理解他所谓的“知觉生态学”，并告诉我们猎人－采集者对环境的感知深藏在他们的实践中。[46] 英戈尔德说加拿大东北部的克里人这样解释为何驯鹿如此容易被猎捕：这种动物“以善意的精神，甚至是对猎人的爱”[47] 自愿地把自己贡献出来。猎手遭遇动物之时，不仅是“射杀与否”的问题，也有一种宇宙论上的、道德上的必然性：
在猎人与猎物四目相对的关头，猎人感到动物的存在浸没了他；他感到自己的存在似乎与动物的存在水乳交融—这种感觉相当于人和人之间的爱情或者性爱。[48]
英戈尔德援引了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 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和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并重新思考了视觉、听觉和触觉等感官。他试图揭示当我们重新考察感官的问题时，有可能重新挪用这种因现代技术逻辑（techno-logical）发展而被彻底忽视的知觉生态学。然而，在这个关于人类和环境的概念里，环境与宇宙论的关系却不明朗。而且以这种分析生物与环境的方式，很容易简化为控制论的反馈模型，就像贝特森所做的。而这样就削弱了宇宙的角色，它是绝对压倒性的、偶然的。
西蒙东对人类存在者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将其视为图形与背景—这是一个有效的宇宙技术模型，背景被图形所限制，而图形又被背景所加强。并且由于图形与背景的分离，在宗教中背景不再受到图形的限制，不受限的背景被当作神一般的权力；相反，在技术中图形压倒了背景，导致两者关系的颠倒。所以西蒙东给哲学思想提出的任务是：产生一种聚合，再度肯定图形与背景的统一。[49] 这一任务可以理解为寻找宇宙技术。例如，波利尼西亚人不靠任何现代装置就能航行在数以千计的岛屿间，当把他们的航海技术视为一种宇宙技术时，我们就不能只留意于这种高超技艺，而更应当关注决定了该技艺的图像－背景关系。
通过对比英戈尔德、其他民族志学家及西蒙东的著作，我们看到，触及中国的技术问题，有两条不同的途径。第一条途径是理解宇宙论，它决定了社会、政治生活；而第二条途径重新配置哲学思想，去寻找图形的背景，图形与背景的关系随着现代社会中专业化 和分工的加强似乎越来越疏远。在我看来，中国古代的宇宙技术以及贯穿其历史、相伴发展的哲学思想，恰恰都显示出一种统一背景与图形的持续的努力。
在中国的宇宙论中，我们看到了异于视觉、听觉和触觉的官能。它被叫作感应，字面含义为“感觉”与“响应”，通常被翻译为“相关性思维”（correlative thinking）。[50] 我倾向于沿用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翻译，称之为共鸣（resonance）。它能产生一种“道德情感”，进而产生“道德义务”（在社会与政治的意义上）。而因为天是道德的基础，这就不仅是主体的沉思，更是从天与人的共鸣中浮现的产物。[51] 这种共鸣以天人合一为前提，所以感应意味着：①一切存在者是同质的；②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间存在一种有机性。[52] 我们能在《周易》系辞下 [53] 里看到这种同质性，古人包牺（伏羲的别名）创造八卦，并通过这些同质性来反映万物的关联。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54]
“象”“法”和“文”在本质上可理解为天人间的共鸣。它们隐含了一种中国对科学的态度，（根据如李约瑟等作者们的有机论解读）这种态度与希腊不同，其规则与法的权威由共鸣赋予，而在希腊法（nōmoi）则与几何紧密相关，韦尔南经常指出这一点。但这种共鸣是如何被知觉的呢？儒家与道家都设定了一种宇宙论式的“心”或“思维”（mind）（参看第18节），它能与外部环境（以《春秋繁露》为例）[55] 以及其他存在者（以《孟子》为例）共鸣。这种感官促成了一种中国的道德宇宙论或道德形而上学，并在“天人合一”中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在技术的语境下，天人合一也表达为器道合一。对儒家而言，“器”包含了一种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宇宙论意识，它体现在礼仪和宗教仪式中。我们在第一部分中将讨论到：儒家经典《礼记·礼器》篇记载了实现礼所用的技术物的重要性，据此只有恰当运用礼器才能维护道德。
第一部分的任务是详述中国的“关系性思维”及器、道之间的动态关系。宇宙技术这个概念能让我们追索不同的技术性，有助于打开技术、神话和宇宙论之间的多元关系，从而接纳源自不同神话与宇宙论中不同的人与技术的关系。普罗米修斯主义只是其中一种，但将其作为普遍性的关系则不全面。我并不提倡任何形式的文化纯粹性，或者所谓的保护文化源头不被污染。技术是不同民族的沟通方式，它直接质疑任何关于绝对本源的概念。在我们的科技时代，它是全球化（同时意味着空间上的聚合与时间上的同步）的驱动力。然而我们必须肯定一种激进的他异性，从而在能在传统形而上学范略的基础上发展出不同的指示性，从而为异质性保留余地，这样才能发展出基于传统形而上学范畴的知识型（epistemes），这一任务的关键在于开启关于地方性的真正问题。知识型一词来自福柯（Michel Foucault），他以此指一种社会和科学的结构，它是一套选择标准，决定着真理话语。[56] 在《词与物》中，福柯引入了一种历史分期，将西方15世纪以来的知识型分为文艺复兴、古典和现代。后来福柯发现他引入的知识型这一术语导向了死胡同，就又发展了一个更加普遍的概念，即装置（dispositif）。[57] 从知识型转变到装置是向更加内在的批判的策略性转移，福柯可以将其用于更加当代的分析。回顾1977年《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出版后的访谈，福柯提出要把知识型定义为装置的一种形式，“策略性的装置让人能在所有可能的措辞中选出科学性的领域所接受的那些，对于它们就可以说：这是真的或这是假的”[58]。在此我想大胆地重构知识型的概念：面对现代科技，我们可以基于传统形而上学范畴来重新发明一种装置，从而重新引入一种生活形式，重新激活一种地方性。例如在中国的每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到这种重新发明，周代（1046—256 BC）的衰亡、佛教进入中国、鸦片战争战败，等等，我们也一定还能在其他文化中找到例子。在这些节点上我们看到知识型被重新发明，并反过来决定了美学、社会和政治生活。“智能城市”、“物联网”、社交网络和巨型自动化系统等数码科技所推动的技术系统正塑造着今天，它导向一种人性与技术间高度量化和控制性的同质关系。因此当下，不同文化主体反思自身的历史与存有论就尤为重要和迫切。只有这样才能接纳数码科技，而非仅仅被它同步到同质的“全球”和“类属”的知识型里。
19世纪中叶的两次鸦片战争是现代中国的决定性时刻，清朝（1644—1911）完败于英军，中国被迫开放并成为西方的准殖民地，同时也激发了中国的现代化。中国人认为缺乏技术力量是这次战败的主要原因，因此迫切需要靠科技进步来快速实现现代化，终结中国与西方势力的不平等。然而中国无法按当时主要改革者所希望的方式吸收西方科技，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对科技的无知与误解，并持有一种信念。回溯这种信念似乎非常“笛卡儿主义”，认为可以将中国思想思维与科技分开，将后者仅仅理解为工具，而作为背景的前者，却可以不被所引进和应用的科技图形所影响。
与此意愿相悖，科技已然颠覆了任何此类二元论，它自身已经几乎成了背景而不再是图形。鸦片战争之后一个半世纪过去，中国经受了政权更替和各种实验性改革带来的灾难与危机。在此期间出现了很多对科技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但维持思想心智与科技工具二元论的尝试显然失败了。更加严重的是，在最近几十年中，任何这种反思在面对经济、科技的狂飙突进时都显得无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狂喜和夸耀，把这个国家推向未知：突然间它发现自己仿佛置身大海中，看不到任何边界和目的地—尼采在《快乐的科学》（The Gay Science ）里描绘过这一困境，那仍旧是一幅现代人窘境的深刻画面。[59] 在欧洲，“后现代”“后人类”等各种概念被发明出来，用以命名走出这一困境的想象；但不直接处理、面对科技的问题，便无法找到可行的方案。考虑到以上所有问题，本书意在提出一种对现代科技的全新追问，不再把普罗米修斯主义视为基本假定。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意在系统地、历史地考察中国的“技术思想”，与欧洲形成对照。它是一个新的起点，来理解问题的核心，同时反思这一研究的迫切性。第二部分是对现代科技的历史－形而上问题的研究，意在重新澄清科技问题在中国，尤其是在人类世中的模糊状况。
注释
[34] 安德烈·勒鲁瓦–古汉，《人与物质》，第315页。
[35] 安德烈·勒鲁瓦–古汉，《人与物质》，第29–35页。
[36] 西蒙东：《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第213页。
[37] P. 德斯寇拉：《超越自然与文化》（Beyond Nature and Culture），J. 洛依德译（Chicago and Londo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13），第85页。
[38] G. 西蒙东：《关于机械学的访谈》（Entretien sur la méchanologie），《综合评论》（Revue de synthèse），130:6, no.1（2009）, 第103–132页。
[39] C. 列维-施特劳斯：《野性的思维》（London: Weldenfeld and Nicolson,1966），第13页。
[40] C. 列维-施特劳斯：《野性的思维》，第16页。
[41] 参见德斯寇拉的《超越自然与文化》，尤其是第三部分。
[42] 德斯寇拉：《超越自然与文化》，第178页。
[43] 同上，第180页。
[44] 同上，第122页。
[45] T. 英戈尔德，《环境的感知：论生计、栖居和技巧》（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 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London: Routledge, 2011），第24页。
[46] 同上，第10页。
[47] 同上，第13页。
[48] T. 英戈尔德，《环境的感知：论生计、栖居和技巧》（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London: Routledge, 2011），第25页。
[49] 西蒙东：《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第217–218页。
[50] A. C. 葛瑞汉（A. C.Graham），《阴阳与相关思维的本质》（Yin-Yang and the Nature of Correlative Thinking）（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86） 。
[51] 关于道德秩序的起源，在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著作《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The Two Sources of Morality and Religion）［A. 奥德拉（A. Audra）、C. 勃莱尔登（C. Brereton）译（London: Macmillan, 1935）］ 中难以找到解释。柏格森区分了两种道德：一种是封闭的道德，它与社会义务、习俗有关。而另一种他称为开 放的道德，它与“英雄的召唤（appel du héro）”有关。在后者中，人们并非屈从于压力而是屈从于魅力。柏格森说这两种形式的道德是并存的，两者都不以纯粹的方式 存在。进一步考察柏格森的道德概念并且考察它与我试图勾画的中国宇宙技术之间 的关联是很有价值的，虽然对我来说，柏格森对道德的理解相当局限于西方传统， 尤其是希腊传统。在中国，宇宙是决定一切的角色，所以任何英雄的行动都只能遵 照上天。
[52] 黄俊杰：《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5年，第267页。
[53] 根据历史记载，中国曾有三个版本的《易经》，但只有一个版本，即《周易》保留下来并流传开。有七种对《易经》的经典评注，称为《易传》；共有十个文本（包 括上下篇）称为“十翼”。
[54] 《系辞下》，理雅各（J. Legge）译，http://ctext.org/book-of-changes/xi-ci-xia/ens
（强调符号为作者添加）。
[55] 这部著作的作者是重要的汉儒董仲舒（179—104 BC），我们之后会继续讨论他。
[56] M.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New York: Vintage Books,1994）, XXI：“我试图澄清的是知识论领域，在知识型中，知识不是依照关于它的理性价值或者客观形式的标准来构想的，知识的确实性奠定在知识型里，并在其中展现出一段历史，这段历史不是知识完善的历史，而是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的历史；在这种思考下，应该显现的是那些在知识的空间中的构型（configurations），正是这些构型产生了经验科学的各种形式。”
[57] M. 福柯：《福柯的游戏》（《性史》访谈）［Le jeu de Michel Foucault（En- tretien sur l’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言说与书写3》（Dits et Écrits III）（Paris: Gallimard, 1994），第297–329页。
[58] 同上。
[59] F. 尼采：《快乐的科学》，J. 瑙克霍夫（J. Nauckhoff）译 （Cambridge: 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第119 页（§124）。
《论中国的技术问题》目录
目录
中文版序
本书所讨论的中西思想家时间线
概论
§1 普罗米修斯的生成
§2 宇宙、宇宙论与宇宙技术
§3 技术断裂与形而上统一
§4 现代性、现代化与技术性
§5 “存有论转向”何为？
§6 方法概述
第一部分追寻一种中国技术思想
§7 道与宇宙﹕道德的原则
§8 技术作为暴力
§9天与和谐
§10 道与器﹕美德对比自由
道家思想中的器与道﹕庖丁的刀
儒家思想中的器与道﹕礼的恢复
斯多葛派与道家宇宙技术之比较
§11 器道作为抵抗﹕唐代古文运动
§12 宋明理学早期的气的唯物主义理论
§13 章学诚与道的历史化
§14 鸦片战争后器与道断裂
§15 器—道的崩溃
§15.1 张君劢﹕科学与人生的问题
§15.2《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与其批判
§16 李约瑟问题
§17 有机模式的思维以及自然定律
§18 牟宗三的回应
§18.1牟宗三对康德的智的直觉的理解
§18.2 牟宗三论良知之自我坎陷
§19 自然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终结
第二部分现代性与技术性意识
§20 几何学与时间
§20.1 中国古代几何学的缺席
§20.2 几何化与时间化
§20.3 几何学与宇宙论的特别性
§21 现代性与技术性意识
§22 现代性的记忆
§23 虚无主义与现代性
§24 克服现代性
§25 后现代的回忆
§26 归家的困境
§27 人类世中的大中华未来主义
§28 走向另一种世界史
专名索引
主题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