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2016年社会学家、设计理论家本杰明‧布拉顿（Benj
本杰明·H·布拉顿 [Benjamin H. Bratton]
翻译：叶斯
行星级(星球规模)[planetary-scale]的运算在不同的尺度下展示出了不同的形式：能源网格（电网）[energy grids]与矿源追踪[miniral sourcing]；晦暗的云基建[chthonic cloud infrastructure]；都市软体与公共服务私有化；大规模通用寻址系统；通过手或眼来实现操控的或弥散在对象中的增强现实介面；由自主量化与非人类用户群（感应器，汽车与机器人）的爆发式到来所超定[overdetermined]出的大量用户。与其将这些不同的当代运算技术群落视作以彼此有别的方式运转的各类机器，我们或许更应该将它们看作是一座偶然形成的巨型构造的躯体。也许，这些零部件层层对齐，形成了某种宽广（同时也是不完整的）却无处不在的（同时也是不规则的）软体与硬体所组成的堆栈[Stack]。这种堆栈模型以如下方式既存在又不存在：这台机器服务于此结构，而这个结构本身也由机器组成。因而，或许这个概念所提示出来的总体性图景能够使新的治理术与主权的组合更加清晰有效（恰似曾经出现过的那些总体性理论那样）。
我对行星级运算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兴趣并不在个人隐私与国家监控的问题上的，我更关注它是如何扭转与改变了传统威斯特伐利亚阶[Westphalian]的政治地缘、司法与主权模式，并在它自身的图景中生产出了新的领域。它借鉴了（并对抗着）卡尔·施密特 [Carl Schmitt] 在其晚期的作品《大地之法》 [The Nomos of the Earth]中所构造出来的有缺陷的几何学地缘政治结构的历史。“法”[Nomos，亦作“习俗”] 指涉的是大地（土地、海洋以及空气，今天当然也包含了美国军方所称的“赛博”领域[cyber domain，即数码领域]）的政治学分支下占据主导地位的根本性的逻辑，以及那些稳固着这些分支的地缘政治秩序。今天，这些由现代国家体系的水平回环式[horizontal loop]几何学所定义出来的“法”日渐消弭，而“国家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正在偏离原初的领土视角(对于行星级运算的需求则催生出了一种既同意又反对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我们开始了与信息、时间与领地这些非常规的概念以及因占领空间所产生的主权（在实际上）混乱的去层级[de-lamination]状态的搏斗。举例来讲，一部云法[a nomos of Cloud]可能不但要根据物理站点的水平支系来规划其司法权：由不同国家所协定，并服务于这些国家；同时还需要根据彼此之间的垂直堆叠与彼此之间依赖度的层次关系来制定。这两种几何学有时候共谋互利，有时候却处于互相对抗、势不两立的形势之下。
简而言之，堆栈正是由这垂直方向上更浓重的政治地缘性所孕育出来的新的法。在我的分析中，这种堆栈包含六个不同的层级：大地、云、城市、地址、介面以及用户。与其对堆栈的每个层级进行整体性阐述，我更愿意特别聚焦于云与用户这两个层级，并且详细阐述那些既是因这些层级而产生同时亦服务于总体性的另类设计（进而，我认为它们也为了下一代总体性，为了那未来的法做了准备）。黑栈 [Black Stack]，是正在形成中的当下中堆栈起来的未来的投影。黑栈既不是无政府主义栈，不是死亡金属栈，它不是一种完全不透明的栈，而更似是一种运算性的“到来中的总体性”，它在此刻被定义出来，由它所非是之物、它的架构中那些空白的内容格以及那恐怖的无法回避性所共构。它不是我们所拥有的平台，而是一种可能会出现的平台。定义该平台的会是它生产意外的能力与一种特殊的策略。根据这种策略无论最初作为最坏（甚至邪恶）的选项是何样的，最终却有可能成为极好的出路。与其说这是一种“可能的未来”，毋宁将其看作一次“从当下逃逸”。
图片提供：查尔斯·D·温特斯[Charles D. Winters]
堆栈的云层级平台是由密集的、复数的、非连续性地理学构造出来的。它是一种美式超司法[super-jurisdiction]与特许城市[Charter Cities]的混合物，它从去主权领土的整体编制中划出了一种新的、部分私有化的政体。然而可能还不止于此。举一个现成的来自云层级的地缘闹剧的例子，那就是自2008年至今的中国与谷歌公司之间的矛盾：中国黑了谷歌，谷歌退出中国，美国国安局黑了中国，美国国安局又黑了谷歌，谷歌为美国国务院代笔……谷歌悄悄地绕开了最后一道国家监管手段，并非通过触犯而是通过提供服务的方式将其吸纳。与此同时，中国的路由器固件则在静待良机。
那些生效的地理学常常都很怪异。比如说，谷歌为一些离岸数据中心申报了一系列专利，它们被建造在国际水域的高塔上，使用潮汐等各类水资源来为服务器降温。一家来自非国家空间的全球云公司提供了一套复杂的司法权系统，这套系统曾让人眼前一亮，但是如今它们显得越来越不独特，变成了一种新常态的样板。在谷歌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黑客”之间，在两方国家体系的代理之间存在着不止一个僵局。在政治地理的几何学中存在这一个相当根本的矛盾，双方之中，一方秉持着对国土主权的完整性诉求，另一方则来自格萨莫线程[gossamer threads一家加拿大网络技术咨询公司]及其所称的全世界信息需要变得“有组织且能起作用。”这是两种管制逻辑的碰撞，两套领土几何学的碰撞：一方来自水平分支，另一方则是一些垂直层面的堆栈；一方是国家，另一方则是准国家级的[para-state]；从地图上看一方无论哪个点都依附于另一方上，而他们又始终未曾缔造出任何共生的世界主义，而是始终格格不入地碾压着对方的领地。这正是我们时代的地缘政治特征（除此之外，还有更普遍存在的层层接续的重力，下文中亦会深入阐述该维度，而这二者是内在相关的）。
由此我们可知当代的云平台正在置换或者说替代掉传统国家的核心功能，并且同时从好的角度和坏的角度展示出新的政治与公共的时空模型。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那错综复杂的利维坦生意获得了更多内容：能源、基建、法定身份与地位、客观完整的图表、可靠地现金流、旗帜鲜明的忠诚等等。逐步地，这些项目中越来越多将由云平台来提供，尽管并不是作为原本国家体系的正式替代品。但比如，像谷歌ID在日常的使用中就更实用、更便利。对于这些平台而言，参与性这一术语并不是强制性的，因而它们的社会契约更多是提炼出来的，而非通过协定得来的。云城邦[The Cloud Polis]通过用户的知觉资本获得收益，用户接受用注意力和微经济并以此来交换全球基础设施服务，而这些服务供应方则为每位用户提供一个离散的活跃线上ID以及设施的使用许可证。
也就是说，显而易见，我们并没有为这些转变准备任何恰切的地缘政治理论。在美国国家安保机制的野心还未完全展露之前，许多人认为，云正是这样一个空间，在这里传统国家并没有足够的竞争力，甚至没有角色可以出演：他们反应太慢、太蠢钝，只消使用正确的浏览器就可以轻松糊弄过去。各种功能逐步被取代之后，国家很快就会下台，剩余的大概只会是一套装备精良的医保系统以及各自的世界杯足球队。长期来看，这个结果也许仍然会发生。就像现代自由主义国家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地位，传统礼仪化的君主被剥夺了几乎全部权力，仅余象征性的权威。然而它们也未必会被替代，只是被置换或被悬置在一旁。如今，我们却听到了相反且令人气愤的结论：云就是国家，它等同于国家，而且它的（形象上与潜在性的）总体性[totality]本质上就是集权主义。即便如此，我也不愿下这个赌注。
眺望黑栈，我们发现了一些新型管制形式的兴起，从新的职能到各路新税种：落实在出入港、出入各种闸门到财产、收入、注意力、点击量、运动、电子或者碳排放等等。长远来看，未来依旧是阴霾重重：云平台是否会在诸如这些新税种的领域超过国家的管控？或者国家是否会陆续进化成各种云平台，将那些被置换的功能重新吸纳回自己的体系？又或者二者是否会明确切分，并且彼此呈对角线相交甚至勾结在一起？又或者，当那些实行监控的国家（美国、中国等）采纳的方案变成一种通行手段，透明性变成一种强制，或者当一种代表着极端偏执的普世不透明巨型构造出现的时候，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将其识别出来？甚至还有可能，上述情况一起发生，或者干脆全都不发生。 在国家、市场与平台之间，究竟何者才是更符合我们日常生活的征税介面，并足以依此划归主权？可以确定，这并不是一个真实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提出了诸如“我们应该把管治安置在何处”这样的问题。假如“公众”这个词并不是由这些介面所组成的，那么当我们提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意思？而若非如此的话，“管治”又该如何落实？（这里的“管治”指的是基于持久稳定的政治主体和为他/她们进行中介所构建的必要的、慎重的并且可强制执行的措施）当然，既不能是在那由议会代表组成的愚蠢的链条，也不能是一些癫狂的独立个体单元，更不是那些通过道德恐吓得势的悲伤的小社团。相反，应该落实于一种内在的、直接的却又非常精准地呈现着当下，既分开我们又将我们捆绑在一起的介面。如若并不是来自于我们之间，来自我们每个个体，而是来自那些通过我们来构造世界的东西，那么主权又能何处栖身呢？
在此，有必要将云平台（有时候甚至体现为国家装置）到底是什么强调出来：它就是平台。同样重要且必须认识清楚的是，“平台”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构造，它们同样也是一种体制的形式。它们中心化（就像国家），它们根据严厉却具有普遍性的协议支撑起关于参与的术语；即便当它们呈现出去中心化的样貌时（就像市场），在调节经济时也不是通过对已有计划的叠用，而是通过彼此协作式的即时交互来实现。平台，紧挨着国家与市场，成为了第三种形态，通过既定的协议来实现调节的同时，它怀着爱意与让人不安的全知全能的优雅姿态，守护着那些分散的自由自在的用户。在作为总体性的平台[platform-as-totality]中，关于日常生活的不同介面（最大的国度和最小的国度）彼此交融。Red Plenty（弗朗西斯·斯布福德[Francis Spufford]的书，讲述和评述前苏联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小故事）和谷歌Gosplan项目（译注：Gosplan为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采用种技术官僚式与科学式的中央规划）展露出了诡异的相似性。
我们自身主体性的介入越来越不再是作为城邦里的公民或者市场中的经济人 [homo economicus]，而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平台的用户。就我所知，地缘政治理论的工作致力于发展出一套合理的历史观、类型学以及其它服务于这类课题的平台。这些工作并不是要为云封建主义（或者网络政治学中的“诸众”）作出一个概略的表达，而是为可持续的转变中的总体们[alter-totalities]提供组织模型，让后者可以去调动法的力量，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则无需动用它的形式主义和正式手段。要更好地理解平台政治经济学，我们期待着这个领域的霍布斯、马克思、哈耶克和凯恩斯的出现。
用户
将用户的位置看作政治主体能带来的有用的悖论之一是，能够将由冲突产生的脉冲能量同步导向它那人造的过度个体化[over-individuation]与其最终的复数化中，而这二者分别都参与到地缘政治的透明性中。例如，量化的自我运动[Quantified Self movement]（一个来自加州的真实的医疗神学运动）正受到这种冲突的困扰。起初，一种新的镜像信息图像的密度和颗粒度让用户将其个体化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看作一个主体。人们沉迷于自身反射所带来的单数的美，这也是为何量化自我在那些受到类似X战警的读物——《阿特拉斯耸耸肩》影响的用户中如此风靡的原因。然而，随着那些将外部世界对个人影响（内脏中微生物菌群的健康、短期和长期的环境状况、此人的不同流行病背景等等）进行量化的图表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数据，那些“不属于他/她”的东西开始作为一种抽离的并自我包含的代理开始过度编码（overcode）并溢出所有被视作主体自身的环境。就像忒休斯的悖论（Theseus’s Paradox）：当一件事物的所有组件都被替换之后，那原初之物不复存在，只留下一副形而上的躯壳。用户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存在性课题，在任意一个点上他/她不过是许多河流的交汇。用户最初所在的那个主体位置生产了过多的个体身份，随着这种机制的不断续积，它终于成功地引爆了自身。
我们目前所拥有的关于用户的地缘政治学是残缺的，相反的模式也被囊括其中。恋母情节那私密与透明的话语与不受欢迎的继父那恶毒的眼光之间的对比正是迈向转变全球主义[alterglobalism]的必然进程，然而它包含着值得来谈清楚的真实的限制。一种运算的地缘政治学在其内核处作出了关于隐私的生命政治的断言，由于遭遇公众、平台、国家等强制性暴露的手段，所引发的自我免疫有时会服务于一种由当下扩散的关于演替的普通经济学与阉割焦虑症之类的心理上的内化。其结果是一种随时可能爆发的偏执，它因抽离而被一种经由自我掌控的原子化的、无目的的梦境所引发，在别处我们称其为“新自由主义主体。”
这散漫的主体形成与用户的技术性构造遭遇后所产生的空间拥有比由这些个体化所定义出来的空间具有更广阔的愿景。举个例子，让我们来看看代理用户。uProxy是一个谷歌智库[google ideas]推出的项目，它是一个让用户可以轻松跨距离配对的浏览器插件，安装这个插件后，那些处于某处（被困在“坏互联网”下）的某人可以通过在另一个位置（享受着“好互联网”）的另一个用户的虚拟位置发送不受阻碍的信息。让我们回想一下在阿拉伯之春时期的代理服务器设置，就能明白谷歌智库对将这个功能植入Chrome浏览器中是多么感兴趣。再来看看中国-谷歌的地缘政治，该平台理论上讲可以获得上十亿量级居住在中国的用户，即便在技术上看谷歌并不坐落于中国地区，而用户通过海外代理来进行线上活动，就互联网地理学来来，他们既在又不在中国。uProxy的开发者相信要骇掉这层链接[hack the link]至少需要两道同时且同步的中间人攻击[man-in-the-middle attack]，而在这样一个人口量级下，即便对于最强势的国家角色来说目前也是相当困难的。更加令人不安的可能是这样一个事实，该框架同样也可以很轻易地从一个配对过的网址（该网址也可被看作一个配对过的“用户”）中提取数据，而人们有理由认为这事不该发生。
某些被通过一条代理链接或者其他方式联合起来的复数用户主体可以被组合成一种不同类型的可被寻访的主体，比如：在不同国家的两个人；一个人类和一台传感器；一个传感器和一个机器人；一个人类、一个机器人和一台传感器；一个随便什么和另一个随便什么等等。原则上讲，这些次级组件中的任何一个可能都不是这些复数联合位置中[multiple conjoined positions]的唯一部分，它们可能并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是哪些元用户[meta-User]为它们做了贡献，就好像你内脏里的微生物菌群不需要知道你的名字一样。要用蜜罐身份[honeypot identities，是一个电脑术语，专指用来侦测或抵御未经授权操作或者是骇客攻击的陷阱，因原理类似诱捕昆虫的蜜罐因而得名]在这些人类和非人类中进行诱导，必须面对理论上可能达到的全部IPv6地址空间或者其它庞大的通用地址规划。这些“物”的总量拥有难以估测的数量和范围，在原则上，它们可以在相当庞大复数范围内互动。其中包括真实或者虚拟的可寻址的人、物件或是地址，甚至是可寻址的无实质[mass-less]的物间关联，其中任意一环都可以成为这此在性之网络[Internet of haecceities]中的一位次级用户。因而，当堆栈（以及黑栈）可以以某个意义呈现出用户之死（一种确定果决的人文主义意义上的消弭）之时，它们也同样可以带来其他非人类用户（包括传感器、金融算法以及从纳米级到地景级尺度的机器人）以及任何其它可以作为某种关联被卷入的复合用户的局部组合的倍增与增殖。这也正是近期那些由大型云平台进行的机器人化转型有可能带来致命后果的证明，因为——正如达尔文发现海龟会各自寻找通往加拉帕格斯群岛[Galapagos islands]的道路一样——机器人的寒武纪物种大爆发正在形成，它全然如在荒野中自由发生，而不仅仅是在实验室的可控环境里，即便是“我们”也处于“它们”的内部，而非外部。伴随着所有尺度的机器人与云硬体融合成一个普世的机器范畴，整体上看人与机器人的互动变得晦涩不明，我们无法分辨将要面临的是一个完全自动化的，还是局部自动化的，亦或是完全由人类主导的综合智能。日常的各种互动一遍一遍重演着“海龟的测试”。在这台机器背后是某个人吗？如若如此，那么在多大程度上是如此？随着时间流逝，答案会越来越无足轻重。拿人类（甚至是碳基生命）的主张作为测定智能的门限与政治伦理标定的测量器的作法会显得越来越像一种毫无品味且发育不全的种族主义，并将逐渐被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参考框架所替代。
至此，用户的位置非常不完整地映射到每一个身体上，在平台视角看来，那些看起来是一（one）的其实是多（many），而那些看起来是多的也许只是一。精致的人格分裂症已经在我们与这些复合用户位置的早期协商中扎根。新自由主义式的主体位置作出了荒唐的要求，它将人看作用户，看作量化的自我，看作自身心灵的系统管理员。也正因如此，妄想症和自大狂成了这种部署的两个症状，而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副面具的两种不同功能而已。对于某人来说，这个面具的作用是根据用户位置的主观需求将身份复数化，构造一副杂合的面孔；而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它抗拒着同样的需求，以此来达到一种自我身份的幻觉性整体，并导致其存在性内核的彻底破裂。问问你自己：那位用户之所以“匿名”是因为他正溶解成一种生命机能的复数状态？还是因为公共身份威胁到了个体的自我掌控、自治感、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因素等等？前者与后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学，然而它们使用的是同一副面具与同一套软件。由于用户的人格分裂经济学（先是过度个体化，而后分裂并且去差异化），这真的不是意外，不是一种神经反应，这是脆弱且极不对劲的。
在将用户构造成一种聚合形象（既属于也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实体）的过程中，除了由各种局部角色之间的互动所构成的样式之外还难以推演出任何其它身份。也许有些讽刺的是，我们可能会发现堆栈中的用户的处境事实上与新自由主义形式下的主体并没有太多共同之处，甚至不如今天某些希望（比较正确地）在政治主体性上挑战、重组以及对抗着正在进行自我配置的国家堆栈的反对主义者所采纳的形式。然而，像用户权利数码法案[Digital Bill of Rights for Users]这样的东西，尽管它的普世乐观主义使其变得更加复杂、脆弱，并且在面对用户离散身份的时候只能提供有限的解决方案，但它却既是异质且具有流动性的。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复合代理用户看作一个用户吗？是不是拥有一个IP地址就能被认作是一个用户呢？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呢？如果这个权位只是为了人类这一个物种所保留的，那么是在什么时候这个物种中的任意一只“动物”得以成为用户的？又是在何时这只“动物”不再是用户了？难道只要在生产信息它就是用户？若真是如此，在实践中该政策就会遭遇并侵犯到我们对政治学的最基本观念，而单凭这个原因就足以让它成为一个不错的出发点了。
除了对作为地缘政治主体的用户的布防，我们还需要需要重新定义与用户的实践相关的政治主体，它并非建基于经济人[homo economicus]、议会制自由主义、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还原论或是从高压政治中脱身避入个人隐私的道德安全区的意愿。相反，该定义应聚焦于如何从主体间那即时的、缝合性的介面材料中组织与提升管治区域，凝结成要求相当不同类型的主权平台的差异性网络。
黑栈
在接下来的总结部分，我要来谈谈那些我们已有的堆栈[the stack-we-have]以及黑栈——它那另类总体性的一般形象：那即将来临的堆栈[the Stack-to-come]。我们已有的堆栈并不是由它的形态、层级、平台以及它们的内在关联所决定的，而是来自它的内容。伴随着各种解密事件带来痛苦的明晰，它的内容成了我们日常交流的内容，如今又变成了与我们针锋相对的武器。若说全景监狱的效应[panopticon effect, 福柯语]来自你并不知道自己在何时被监视，并且始终表现得像在被监视着那样，那么反转全景监狱效应[inverse panopticon]就是即便你知道自己在被监视却依然表现得像是监视并不存在。这就是今天的监视文化：一种坏信仰的展示主义。堆栈平台的出现并没有承诺任何解决方案，甚至在这种视觉地缘政治下不分敌友。也许在未来的阴霾中，在对抗谷歌哈里发[Google Caliphate]的时候，美国国家安全局甚至可能被某些人认为是一种“公众选择”[public option]。他们还会说，“至少它大体上在议会制的范围内是合规的，而不仅仅是持股人那种贪婪、肤浅的用户协议。”
如果我们拿911以及爱国主义行动的展开当作是美国进行大量数据收集、封装以及消化式竞选[digestion campaign]（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理解的一种概念，与来自中国、俄罗斯和欧洲的平行计划也将逐渐展开）的元年，那么我们就可以将上个十年的网络交往（大收网[the Big Haul]）整体想象为一种单体的，对世界（或是世界的一个极重要的部分）进行的既深且广的数字化模拟。它是一个文献库，一个真实世界的图书馆。它是从国家那里偷来的财富，它仅仅是一个物理事实，而且它的存在几乎是神秘主义的。几乎。
关于大收网[Big Haul]的地缘哲学详情包含从能源的必要性到对其进行保护再到对其进行管控的种种手段，它既被理解为文本（一份巨大的文本）也被理解为一台拥有不同用途的机器，它溢出了传统的软件政治学。它的故事更像博尔赫斯[Borges]的，而不那么像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的。它的命运亦然。它会被摧毁吗？可以删除这个模拟吗？人们是否希望它被删掉？有没有一个垃圾桶，可以大到足够装下这个巨大的删除物呢？即便我们可以停止未来的所有数据网罗，在某处也一定会有备份留下，那是与这个模拟完全相同的一份拷贝。因此即使我们删掉一份，另一份也会永远纠缠着历史，直到未来的某一天被那些对自身的旧石器时代起源感兴趣的AI考古学家重新发现。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将其埋藏起来吗？我们需要像对待尤卡山核废料掩埋处理地那样在埋藏点附近做记号，以此来警示将来未知的开采者吗？我们中那些“幸运”到能再活过十五年时间跨度的人可能会享受到某种未明的永生，未来那些未知的元感知实体出于好奇，通过我们各种公开的和私密的、骄傲的和猥琐的线上活动把我们重新拼凑回来，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数个世纪之后重新复活，通过各种猫视频和Pornhub（一个色情视频网站）成为一个个小小的奥兹曼迪亚斯（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希腊名，通过雪莱的诗歌“复活”）。
有鉴于此，黑栈可能意味着非常不同的事物。一方面，它意味着这种模拟是模糊且难以被映射的[unmappable]，它不会消失，但最终会被整体重新编撰。它可能暗示着，从这段历史的废墟碎片中，另一种完全迥异的连贯的整体性会被展开，甚至会对来自堆栈的大地层级甚至潜藏其下的部分进行重新组装。它的黑暗正是这世界的表皮，这个不再能通过增加来进行组构的世界，因为它已经完全满了、被过度书写了、被超定了，再增加也不过是好似滴墨入海。它不再是白板[tabula rasa]，要想在这张被写满了的石板上展现创造力和构造能力只能去做减法了，就像从油画布上刮下颜料一样——只能通过带走，通过死亡，通过置换。
任何堆栈系统的结构逻辑都允许将占领某个层级的东西换成别的，从而整个建筑可以继续工作而不至于停顿。举例来讲，任何一个层级（大地、云、城市、地址、介面、用户）的内容都可以被置换（包括每个个体用户那受虐狂的、歇斯底里的构造，不论是新自由主义的还是新其它主义的），而剩余其它层级依然为了全球基础设施维系着一种可行有效的防卫功能。堆栈的设计就包含了可被重建。这就要涉及它的技术形态了，与在TCP/IP协议的传输层级将铜线置换成光纤不同，将一种用户置换成另一种要困难得多。今天，我们所做是将更多不同的事物添加到用户位置里，如上所述。然而，我们应该接受更广泛的替换，不仅仅是将物提升到政治主体或者技术代理的位置上，而是真正让道给后人类和非人类。
随着时间推移，也许到了人类纪之蚀[the eclipse of anthropocene]的时刻，谷歌Gosplan的历史性阶段才会让道给无国界的合成智能与生物通讯平台，从而开启赛博格共生新大陆。又或者相反，如果没什么别的情况发生，这种充满野心的胚胎生态学对碳与能量无止境的胃口终究会将它的宿主饿死。
如果能发生一些戏剧性转变，那么希望不是为了要构造那到来中的堆栈（黑栈或者其它），将某种人道主义以及人性的伴生形象仍然在维持在框架中心这种传统位置上。我们必须放弃那种对获得知觉或者智慧的人工智能提出必须深切关心人性（尤其是我们自身）的要求，应该任随这种主体或客体去认知与欲求。真正的噩梦远比那种“大机器想要杀死你”要更恐怖得多，可能它压根就无视你，或者根本不将你作为一件离散的事物来认知。远比被当作敌人更坏的则是完全不被看见。正如艾利泽·余德科夫斯基[Eliezer Yudkowsky]所言，“AI并不恨你，也不爱你，在它看来，你只不过是由一些原子做成的，而它能用这些原子来干点别的什么事。”
堆栈的整体意外之一也许会是一次导致人类灭绝的大创伤，它将我们从人类纪的作者那样的设计者角色转变为后人类纪时代的配角。黑栈之所以是黑色的，也许也正因为我们无法在其中看到我们自己的投影。在最后的一个例子里所包含的加速主义地缘政治学其实并没有那么末世论，而是更化学一些。因为它在时间角度上的背景并非落锤于历史辩证法的承诺，而更着眼于同位素的衰败。而我相信，这是公平的。这是一种通过非人类的、非人道主义的方式进行的分子级找形分析[form-finding]：前寒武纪的花花草草变成了泥碳石油，然后变成了孩子们的玩具；恐龙变成了鸟，再变成了仪式上使用的头饰；运算自身转变为下我们无从了解的下一代元机器，堆栈演化成了黑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