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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现在!:彼得·斯洛特戴克与贝尔纳·斯蒂格勒论人类纪

末日,现在!:彼得·斯洛特戴克与贝尔纳·斯蒂格勒论人类纪

编按: 本论文由Pieter Lemmens及许煜共同撰写, 並原载于2017年的boundary2 期刊的网站。中文翻译版本已经在《新美术》2017年度第二期刊登。本论文以详细的篇幅论述及回应彼得·斯洛特戴克与贝尔纳·斯蒂格勒所論及的人类纪问题。由于论文长度关系, 我们将论文一分为三, 将会分三次推送, 敬请留意。

原文的英文版本可以参阅 boundary2 期刊的网站: http://t.cn/R3qGNOO

文 Pieter Lemmens、许煜

译者﹕邬晨云

你完全不考虑我们的命运。我跟同时代的年轻人聊天时,他们跟我差个两三岁,大家说的话都一样:跟十几岁的时候不同,我们不再希冀建立家庭、生育子女、拥有一门专业和理想。那些都过去了,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会是最后一代人、或者倒数最后的几代人之一;之后,一切都将终结。

这段话出自小说《时间的溃崩》(L’Effondrement du temps),作者署名为“L’impansable”(无法疗愈),真实身份不可考。书中,时年15岁的弗洛里安(Florian)谈到了应该对我们的世界和未来负起责任的当代政客、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成年人(L’impansable,2006)。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近来在自己的演讲中多次引用这段话,并将其收录于自己的新书《破坏性创新——如何不癫狂》(Dans la disruption. Comment ne pas devenir fou,2016)中。《时间的溃崩》中弗洛里安的话洋溢着对末日来临的深切忧郁。而对斯蒂格勒而言,这不单单是一种抒情。2015年11月19日,在巴黎遭遇恐怖袭击后不久,斯蒂格勒在接受法国《世界报》(Le Monde)采访时表示,“漫漫长夜,我无法入眠,不是因为恐怖分子,而是因为担心我的孩子们不再拥有未来。”(Stiegler 2015a)究竟是什么让他如此悲切、以至对当前局势感到如此悲观?

人类纪(Anthropocene)的震撼

要知道,斯蒂格勒所言并非夸张,只是陈述事实。诚然,有人因其对工作的未来、自动化、发表社论等问题的观点而称他为悲观论者。一名设计领域的年轻法国学者近日在博客上以“一位哲学家的终结”为题,不无愤懑地表示斯蒂格勒否认自己的悲观主义,也不欣赏新技术所带来的各种可能性(Vial 2016)。关于到底谁否认了什么,这需要另起一篇文章详述。但我们必须承认,数字领域的学者往往无条件地满足于新的数字基础建设所带来的各种新气象,而不觉其有任何问题,这正是斯蒂格勒称之为典型的“否认”(dénégation)。在新书中,斯蒂格勒将弗洛里安的控诉与爱德华·斯诺登、切尔西·曼宁(原名布拉德利)、朱利安·阿桑奇等“泄密人”所揭露的震撼事实相提并论,同时,他将这些统称为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语境中的“直言”(parrhesia),不仅仅是“坦率而自由”的表达,而是坦率且富有勇气地说出真相。在斯蒂格勒看来,这真相过于沉痛、骇人且匪夷所思,几乎所有人都选择视而不见,因为这真相不仅关乎人类可能面临的末日、甚至几乎预示了这种末日、或至少是人类文明之末日已近在眼前。

其背后的原因是多元的:全球气候和生态危机、资源枯竭、军事发展、数字工业化、随着对人类种种关切和欲望的掠夺而日益失控的消费主义——这一系列现象不可避免地引领我们走向末日。若我们无法逆转此类毁灭性趋势,人类或许不久便将遭遇灭顶之灾。斯蒂格勒认为,当今哲学的第一要务是对弗洛里安的“直言”做出回应。

在一篇刊于2012年《自然》杂志且被广泛引用的文章中(Barnosky et al. 2012),许多气候科学家谈到地球生物圈面临的大规模变化,其后果虽难以预估,但多半是灾难性的;如果各国不能尽快联合起来,将对生物圈的“人为影响”导向良性轨道,那这种可能性成真的几率更高。这种元问题(meta-)、或曰超棘手问题(按政策圈的叫法)可谓现今大家所说的“人类纪”之精髓和要务。“人类纪”一词诞生于2000年,最早由荷兰气象科学家、大气化学家保尔·克鲁岑(Paul Crutzen)提出,用来指代新的地质年代。根据克鲁岑的观念,人类至少自18世纪末工业革命以来便已进入这一新的地质年代。这一假设现已被广泛接受,根据其描述:“人类”(希腊语写为“anthropos”)、或至少部分人类已经成为最突出的地质因素/作用物,对于生物圈的影响较其他所有自然因素都更为剧烈。因此,不论我们愿意与否,人类在事实上的确应该对生物圈、以及自身命运负责。

人们普遍认同二战后开始的所谓“大加速”(great acceleration)最终导致了法国史学家克里斯多夫·波涅(Christophe Bonneuil)和让-巴蒂斯特·弗雷索(Jean-Baptiste Fressoz)所称的“人类纪的震撼”(Bonneuil and Fressoz 2016):即人类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对自我星球生命维持体系产生大规模毁灭性的影响。关于这会对人类产生什么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各种预测不一而足;但是,甚至连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这样代表着谨慎主流观点的机构也已被迫对其预测进行持续调整,对前景作出日益悲观的预判。而最极端的预测,如按照美国生态学家盖伊·麦克弗森(Guy McPherson)的说法,在三十年内就会出现人类灭亡事件(McPherson 2013)。

在此,我们希望从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来探讨人类纪。前者关注人的存在与责任;后者聚焦我们必须强调的政治斗争。人类纪这个词本身是矛盾的,一方面让人误以为人又回到了中心位置。2015年,在巴黎气候大会(COP 21)召开前不久,菲利普·德斯寇拉(Philippe Descola)和凯瑟琳·拉瑞尔(Catherine Larrère)共同在巴黎组织了名为《如何思考人类纪》的研讨会,会上有一名科研人员便提到这一点。他傲然地表示,这是继哥白尼式革命之后,“人”首次再度发现了自己的中心性。另一方面,这场革命也是全球变暖、生态系统普遍遭遇破坏、生物多样性严重下滑的罪魁祸首,有些作者(如伊丽莎白·科尔伯特(Elizabeth Kolbert))称之为“第六次物种大灭绝”,而究其原因,正是由人类自己一手造成(Kolbert 2014)。

然而,这场“地质学事件”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些具备“深时”(deep time)思维的地质学家和作者将人类纪视为浩渺数万亿年地质史中的沧海一粟。地球一直处在不断的毁灭和重建的过程中,一个物种的灭绝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偶然事件,对于地球生命并无重要意义。荷兰地球生理学家彼得·威斯特布鲁克(Peter Westbroek)的专文恰是这种态度的例证,我们姑且称之为地球中心说(geocentrism)或地球简化论(geo-reductionism)(Westbroek 1992)。问题不在于这些作者的地球科学观点有误,他们是对的,正因为他们无比正确,导致他们根本没有看到问题之所在。这也是一种“否认”,是对“虚无主义”从科学层面上的支持。

杰森·摩尔(Jason Moore)、墨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克里斯蒂安·帕伦蒂(Christian Parenti)等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作者提出,我们应该讨论的是资本纪(Capitalocene),而不是人类纪,因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人”并非当前地球生物圈所面临之破坏和毁灭的罪魁祸首(Moore 2016)。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等人还提出了一种更具阶级导向性的观念,将“人类纪”重新解释为摩尔所说的以资本主义方式管理自然的结果,摩尔认为资本主义的开端不在18世纪,而应追溯到16世纪的原始积累和新兴资产阶级凭借“圈地运动”大规模圈占土地时期(Moore 2015)。另一位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作者麦肯其·华克(McKenzie Wark)则对资本纪的概念持批判态度(Wark 2015a),并在苏联早期作者亚历山大·保达诺夫(Alexander Bogdanov)、安德烈·普拉东诺夫(Andrey Platonov)、女权主义理论家堂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加州作家金·史丹利·罗宾森(Kim Stanley Robinson)等人的启发下,发展出一个探讨人类纪史诗般巨大挑战的“劳动视角”(Wark 2015b)。

许多作者之所以质疑人类纪的提法,因为这种说法暗示存在着一个统一的主体——即“人类”或者说“人性”——应对目前的危机负责。然而,正如6月27日斯洛特戴克)在荷兰奈梅亨与斯蒂格勒的一次公开辩论上讲的一句玩笑话(Sloterdijk and Stiegler 2016),如果向人类@星球.地球(humanity@planet.earth)发一封邮件,其结果一定是发送失败。此外,显而易见的是,一部分人(比如生活在西方富裕社会的人)比另一部分人(比如生活在所谓发展中世界的人)“罪过”更大,因为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后者通常比前者更会受到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灾难后果的影响(以印度为例,气温高达51摄氏度,炙热难耐,酷暑和干旱可能造成大量人口死亡)(Wyke 2016)。

德国哲学家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在自己1979年的著作《责任原理》(The principle of responsibility)中早就提出警告,人类强大的技术力量和足以摧毁整个星球的能力让人类面临自我毁灭的危险(Jonas 1985)。约纳斯呼吁建立一种新的生态伦理责任,这显示了约纳斯早在人类纪一词发明前便已经是一名人类纪思想家。他的著作出版于所谓新自由主义革命肇始之际,当时,新自由主义革命横扫70年代受到支持的几乎所有环境政策,引发了一场全球经济世界大战,迫使我们互相竞争,对地球生态系统形成致命冲击。一个重要问题是是否真的如此;而如果是真的,我们该如何扭转这一趋势?我们该如何把人类对地球巨大的毁灭性影响力转化为更具建设性、更有责任感的影响力,尽可能避免一场以当前全球危机为序幕的全球劫难。正如地理生物学家彼得·沃德(Peter Ward)在自己的著作《美狄亚假说》(The Medea Hypothesis)里写的:“我们身处在盒子里。根据事态的发展,最终这会是一个致命的盒子,一个毒气室或油炸锅。人类这一物种要想幸存,必须上演一场胡迪尼魔术表演。”(Ward 2015: 141)

两个扭转方案:逆熵纪(Neganthropocene)和联合免疫(Co-immunization)

除了强调责任,我们还能如何应对人类纪?或者,是否还存在着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谁要对什么负责?让我们来看看两位思想家给出的诊断,他们分别是德国哲学家、文化批评家彼得·斯洛特戴克和上文提到的贝尔纳·斯蒂格勒——在过去几十年中,两人都对人类-技术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围绕“人类纪的震撼”所带来的问题,他们不仅从技术的角度、也从历史、政治、甚至人类学角度提出见解,从根本上来说,这可以看做是新自由主义技术与资本全球化所带来的后果。

斯洛特戴克自诩“左翼保守派”,与许多同龄且学术地位相仿的欧洲同仁不同,虽然目前他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渐增,但依然是一个边缘型人物。他的哲学观点是尼采式的,但也深受海德格尔、福柯、德勒兹、拉康等人以及以阿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马科斯·舍勒(Max Scheler)、赫尔穆特·普莱斯纳(Helmuth Plessner)为代表的德国哲学人类学传统的影响。1983年,《犬儒理性批判》(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甫一出版便引起轰动,令其名扬欧洲。在书中,他判断当前的“时代精神”是一种“启蒙而不快乐的意识”(此处显然受到黑格尔的影响),是系统化的超犬儒主义,他希望以此来对抗一种新的非智的、身体的、平庸的、幽默怪诞的、达达式的、低俗的“批判”形式,其产生主要受锡诺普的第欧根尼(Diogenes of Sinope)各种才华横溢的无耻表演的启发,是一种“批判之上的批判”,他称之为“批判性犬儒主义”(kynicism)(Sloterdijk 1988)。

在厚厚的两卷本专著中,斯洛特戴克以阿多尔诺(Adorno)、霍克海默尔(Horkheimer)、布洛赫(Bloch)等法兰克福学派导师的批评理论传统继承人的形象出现,但是他这个继承人其实非常反叛,最终也相当不忠诚。他1989年出版的著作《欧洲式道教思想:政治动力学批判》(Eurotaoismus. Eine Kritik der politischen Kinetik)围绕后现代环境与问题,书中,他大量用“弗莱堡学派”的观念来取代法兰克福学派,并根据海德格尔思想发展出一种对现代性“总动员”之批判,对后者的“释放”(releasement)概念【德Gelassenheit,也译为“泰然认之”】进行了动态的重新诠释。在书的后几章里,他证明了自己早在人类纪一词发明前便已经是一名人类纪思想家,指出地球作为人类文化历史发展与传承之基础的脆弱性和有限性,宣称人类文化必须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对自身未来之持续的责任,呼吁全人类共同努力实现全球生态转向(Sloterdijk 1989)。

而直到耗费6年之久撰写完成的巨著《球体》三部曲(Sloterdijk 2004)问世,斯洛特戴克才建立起一种哲学人类学,能够全面解释人类正以不可避免之势迈入的人类纪的境遇。《球体》以宏观的球形免疫对人类的进化和历史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所有宗教和玄学体系进行了重新诠释,视人类为自我免疫生物,建造球体、守护球体、生产球体。诚如斯洛特戴克的好友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言(Latour 2008),特别是他在《球体》第三卷《泡沫》(英译本今秋出版)中提出的后整体、复数化或共同孤立主义式共存多球体理论,非常适合用于思考人类纪时代的人类境遇(Sloterdijk 2016a)。

斯蒂格勒的学术生涯始于对马丁·海德格尔的批注,特别是关于技术的问题。与斯洛特戴克进一步发展了海德格尔空间和拓扑学等等问题的思考不同,斯蒂格勒的工作围绕时间以及时间与技术的关系,通过他所谓的“第三持存”(tertiary retention)或者第三記憶,完善了胡塞尔(Husserl)关于记忆的持存(retention)和預存(protention,或譯為前攝)理论(Stiegler 1998)。第三记忆是对第一持存 (如留在脑海里的旋律)和第二持存(如我们第二天仍能回想起来的旋律)的技术性捕捉的痕迹和支持。对斯蒂格勒来说,第三持存既是一种补充,同时,按法国古人类学家安德烈·勒鲁瓦-古兰(André Leroi-Gourhan)的说法,也是回忆的外化,他试图借此对欧洲哲学史对技术问题的压抑进行重新解读——回应海德格尔对西方玄学遗忘“存在”问题的批判。在斯蒂格勒看来,技术的历史可以描述为书写化(grammatisation)的历史。“书写化”一词由法国历史学家、语言学家西尔凡·奥鲁(Sylvain Auroux)首创,根据技术发明的进程(如字母书写、模拟书写、数字书写)对有机和无机器官进行配置和重新配置。斯蒂格勒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读过他著作的人一定不会陌生,他曾在图卢兹因持械抢劫银行而入狱,在监狱的5年期间他成为了一名哲学家。斯蒂格勒目前是巴黎蓬皮杜中心创新與研究所(IRI)院长,该机构由他在2006年创立;同时,他也是政治游说团体工业艺术(ars industrialis)的主席。他最著名的代表作《技术与时间》里明确地阐述了哲学领域对技术问题的忽视,并提出了发展“新理论”的各种缜密的方法。近来,他全身心投入到数字技术的研究中,认为这是人类所面临的新的技术环境,并发展出所谓“普遍器官学”(general organology)(下文将详述)来理解在当今消费资本主义语境下这些技术条件的影响和变化(Stiegler 2010a)。2011至2015年间,他是法国国家数字委员会成员。斯蒂格勒的政治见解与柏拉图、德里达所谓技术药理学(pharmarcology of technology)一脉相承,简而言之,就是:技术既是好的也是坏的、既是良药也是毒药。技术政治学应抑制其毒性,而发扬其作为良药的治疗作用。这也体现出他希望通过对药(pharmakon)的正面使用来抵抗基于对心理能力、神经可塑性、以及照顾自我和他人能力之剥削的工业化进程(Stiegler 2010b)。

当然,尽快实现经济脱碳化和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是一大当务之急。也有可能如某些地质学家所提出的那样,地球工程可以解决部分问题(Steffen et al. 2011)。有人提出所谓碳捕获的“第三类技术”,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负担,推动向无碳经济的转型(Flannery 2016)。然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远不止地球化学问题,如果我们相信这仅仅只是一个地质学问题,那实在是过于幼稚。我们所面临的是斯蒂格勒所称的“熵纪”(entropocene),即生物圈在走向熵化(全球范围的枯竭和毁灭),究其原因,斯蒂格勒认为是组成地球人类生活环境的各个系统的全面毒化(toxification),其中包括:经济、社会、技术、心理、财政、法律、教育等(Stiegler 2017)。在他看来,这些系统都受到技术环节制约,经过资本主义工业的大规模吞并和盘剥以退工一个更虚无的、以利润积累为唯一目的的生产和消费过程。由于这一技术环境也包括地球生物圈,就导致了熵的大量积累,以至于达到当前严重影响地球化学进程的程度。

对斯蒂格勒而言,人最初是一种技术现象,由三个不同的器官系统组成:人类个体的身心器官、社会组织、以及各类技术器官(Stiegler 2014)。这三个器系统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技术器官的变化构成其发展的基础。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技术器官是对原先自然属性缺失的弥补——他引用了柏拉图在《普罗塔哥拉斯篇》里讲的诡辩家的故事,普罗米修斯盗走火种其实是对埃庇米修斯所犯错误的弥补,因为后者忘了留给人类任何技能和护具。斯蒂格勒对这种补充持批判态度。他从柏拉图的《斐德罗篇》和雅克·德里达的《柏拉图的药》(Derrida 1981)中吸取了“药”(pharmakon)的概念,进一步发展出他所谓的技术“药理学”(Stiegler 2011)。技术被认为是“药”(pharmaka),既是良药也是毒药。新技术(比如,我们可以把因特网视为一种数字“药”)最初总是有毒的,因此它们才需要“治疗”,来把毒药转化为良药。斯蒂格勒认为,政治、法律、教育、技能型劳动力和职业是这些疗法能够发展的领域(Stiegler 2013)。由于新自由主义已经完全将技术创新授权于市场,使其成为永远在加速的“为了利润而创新”的过程,这让技术治疗几乎变得不可能,只能走向日益疯狂而盲目的适应过程。这在斯蒂格勒看来,是作为熵纪的人类纪加速发展背后最重要的过程。

让我们以技术器官(如社会网络、智能手机、自动化技术、无人机等)为例,来帮助读者想象一下熵是如何为营销和消费主义而产生的,进而摧毁身心器官,因为身心器官仅仅产生一种永久消费动力,而不再培育欲望和对于技能及物品的治疗性投资——比如,沉溺于电子游戏或上网会导致既有社会组织的溃崩。这种情境会系统化地转移我们对于地球现实情境的注意力。数字注意力经济的外在化、大数据和所谓“算法管理”(algorithmic governance)等经济重组将我们进一步带入了虚无主义的深渊。然而,因特网可能也是我们拥有的能够从全球规模来对地球及地球居民进行集体照顾的最佳工具。斯蒂格勒在《新政治经济评论》(For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一书中写道,一个备选方案是“貢献性经济”(economy of contribution),即发展有助于启动真正能够激发欲望投资的新经济、并抵抗以驱动为基础的消费主义经济的各项新技术。如果以驱动为基础的经济最终会走向沉溺上瘾,貢献性经济则是希望将利比多(libido)转化为投资。这一转化从根本上说来是照顾的问题:照顾自己和他人。

熵纪则标志着人类没有能够建立这样的照顾经济和利比多经济。这会持续导致熵的进一步传播和蔓延。人类纪让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全球症状,我们不能将此视为一个简单的地质学问题或经济学问题而加以忽视。2010年,斯蒂格勒在法国埃皮纳伊开设了哲学学院Pharmakon学院;2015年学院暑期班课程通篇围绕“逆熵纪(neganthropocene)”。逆熵纪提出了一种新的技术发展形式,允许所谓“分叉”(bifurcation)——这是在热力学意义上的一次重大方向性变化,希望产生个体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定性差异。近期,斯蒂格勒与大巴黎圣丹尼市Plaine区合作发起一个项目,希望打造一座“真正的智能城市”,实现他的新经济哲学。
在1989年的专著《欧洲式道教思想》中,斯洛特戴克已经就所谓的人类纪世代中人类的全球境况给出了敏锐而有先见之明的素描。罗马俱乐部1972年发表了著名的《增长的极限》报告,分析了全球经济扩张和地球资源之间的矛盾。诚如他们的报告标题所示,直到地球“增长的极限”乍现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地球是人类现代化和工业化所独创(和独占),能够为人类的各种文化历史活动提供无限的资源。这种形而上的、“反共生”的逻辑体现了动员(mobilization)的历史剧,即现代性对于自己所建筑其上的舞台抱持着冷漠、甚至是熟视无睹的态度。对于希望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的人类而言,笛卡尔曾有一句名言,地球沦为仆从和物质与能源的供应者(直到今天,这依然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中的主流观点,并将这些供给统称为“生态系统服务”)。斯洛特戴克在《欧洲式道教思想》中写道,只有当这场戏剧开始毁灭舞台,演员们才会被迫换一种视角来看待舞台和他们自己。曾经,“自然”被视为永远可以依靠、多产、富饶而强健的背景,但在人类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大漩涡中遭到致命的牵连——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被“框住”(enframed)了——如果人类不采取措施来照顾它、把自然看做文化关切不可或缺、甚至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么自然的可居住性将面临灭顶之灾。斯洛特戴克引用了海德格尔的话,写道:地球对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保持着无尽的耐心,承受着前人的一切“建设和搬运”。所谓“自然”的持久的存在,我们现在发现只不过是覆盖在地球体上的一层小小的、脆弱的“膜”,已不能实现自给自足(由于过度的科学曝光和技术剥削),却会转而变成依赖人类的存在(Sloterdijk 1989)。这一认识也意味着宇宙和谐的终结,而这是迄今为止所有人类文明扎根的基础(Davis and Turpin 2015)。

2009年,斯洛特戴克出版了《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You Must Change Your Life),在具有启示录意味的最后一章中,他提出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不能再继续目前这种粗心大意、不管不顾的生活方式,而需要“改变我们的生活”,开始“照顾整体”,这一点在当前具有普适意义,构成了当今时代精神之核心。他指出,全球危机与古代一神论的上帝有许多共性,且这场危机最终必然、也必须引发一场全球免疫学转向(immunological turn),例如,一场由人类构建并组织的针对地球免疫球体住所的革命性变革:“一种全新的世界形成的姿态”,即一场新的全球球体建造工程。这项工程首先应理解为是一种从地方性转向全球化的免疫策略、从地方保护主义转向“全体保护主义”(Sloterdijk 2014a)。这需要一个“社会转折点”,让人们具备作为地球公民来集体行动的意识、意愿和能力。

因此,在斯洛特戴克看来,人类在地球上的可行的未来只能是建立在的构建“全球联合免疫架构”或“全球免疫设计”的基础上,贯穿其中的是“联合免疫”思想,基于共享生态和免疫学的情境意识以及对这一新情境的实现。这其实正是人类纪情境,不能在现有的本土技术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解决,而需要全球范围的“合作逻辑”(Sloterdijk 2014a)。斯洛特戴克将他提出的技术逆转称为“类技术”(homeotechnological)转型,即从传统的、很大程度上反自然的、专横的、忽视地球的、对地球缺乏认识的“全技术”(allotechnological)范式转向共生的、非专横的、关爱地球的“类技术”范式。这也意味着全球技术球体的重建,从一架剥削、侵害地球“居所”(oikos)的机器转型为与地球生物圈和大气圈合作并共同生产的引擎,这个观点与斯蒂格勒的逆熵纪转型不谋而合(Sloterdijk 2015)。斯蒂格勒有时会把人类纪与海德格尔的“座架”(Gestell)概念相提并论。例如,他会将工业革命的事件(Ereignis)重新解释为热力学机器的配置与使用(海德尔格并未察觉这种熵特征,正如他在论述“涌现”(physis)时并未考虑熵的概念)。跟斯蒂格勒一样,斯洛特戴克也把类技术革命视为“框架”的温和转型,转向全球生态“屋舍”(Gehäuse)(Sloterdijk 2001)。

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一场气候大会讲座上,斯洛特戴克提出地球人类圈(noosphere)和技术圈的类技术转向、以及人类圈和生物圈之间协作与共同生产关系的建立可能最终会走向“阐明”(explication)和“解蔽”(unconcealing)——此处,这两个词均应从类海德格尔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即对“混合式地球”(hybrid-Earth)的阐明和解蔽,而以我们现在的“全技术”视角几乎难以想象“混合式地球”所能够具备的能力。例如,“类技术”的地球其能力可能倍增至一个超越想象的高度(Sloterdijk 2015)。

斯洛特戴克将斯宾诺莎(Spinoza)的著名格言(出自他的《伦理学》一书)“没人知道身体究竟能做什么”中的“身体”拿来借指地球“体”,并打赌说对我们的免疫球体式存在进行类技术转型,这是应对人类纪挑战最好的、也最有希望的答案,暗合了著名美国建筑师理查德·巴克敏斯特·富勒(Richard Buckminster Fuller)的大胆观点。在他1968年出版的著作《地球号太空船操作手册》(Operation Manual for Spaceship Earth)中,富勒对“地球号太空船”的概念进行过详细阐述,对斯洛特戴克就全球生态危机和人类纪所提出的球体免疫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Sloterdijk 2015, 108-9)。
正如斯洛特戴克在1993年出版的《超脱》(Weltfremdheit)一书最后一部分中所强调的,这场全球联合免疫工程很可能是人类所无法承受的巨大挑战,也就是说:现状无法改变(Sloterdijk 1993)。当然,如果说斯洛特戴克的人类学反思有什么一以贯之的观点,那就是人类这种存在始终面临着许多对他们来说严重到无法解决的问题,但他们最终还是无可避免地要去应对这些问题。这种结构性负担在希腊悲剧中称之为“ta megala”(大事),让人类永久地承担着“增长压力”和/或“格式压力”——即今天所说的“星球压力”(planetarization stress)(Sloterdijk 1995)——这正是所谓人化(hominization)和通过球体扩张入世的人类起源学(anthropogenesis)之含义。哲学的首要任务是当好这场神秘而危险的入世过程的助产士(Sloterdijk 1993)。

如果人类通过与各种“大事”的对峙逐渐提升意识和责任,走向成熟,要创造全球化地球联合免疫架构的人类纪挑战或许会首度向所有参与者显示最普世意义上的“成长”对于人类真正意味着什么(Sloterdijk 1993)。虽然有责任感的人依然“未达成熟期”(Sloterdijk 2015),但人类纪的挑战迫使他们、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机遇、来寻求实现成熟。

虽然斯洛特戴克对于细节语焉不详,但他指出人类纪需要全新的、尚有待发明的“大政治”模式。在《同坐一条船:试論超政治》(Im selben Boot. Versuch über die Hyperpolitik,1995)一书中,他将其称之为“超政治”(hyperpolitics),跟许多同时期出版物一样,对“球体”项目进行了初步描述(Sloterdijk 1995)。“古政治”(paleopolitics)作为“人类代代重复之奇迹”,成为前久坐、前农业社会的特征;“古典政治”则是农业城市和国家在更大范围内对这一奇迹的永存化;今天的人类全球球体扩张促使大家在更大的范围内共同生活,这就需要“超级政治”,即全球性的“国家竞技”,这既无现成先例可循,而且现有的“民族主义”政治模式其实会发挥反作用。跟1995年的情况一样,现在我们还是会发现所需的力量和存在的弱点之间极不成比例,而显然“在泰坦尼克号上创造工作岗位”依然代表了当前政治智慧的高峰(堆积债务以维持无节制的消费是今天的首选政策)。在2009年那场不成功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后,斯洛特戴克曾指出,全球公民应该保卫自己不受自己政府的影响。这个评价在2015年巴黎峰会后依然显得十分中肯。

要实现超级政治,目前最大的障碍在于对今天的“庞大的国际化终端用户”或者普遍的“来晚了就没了”的思维进行改造,将其改造为全球化的团结集体,能够照顾自己、照顾世界,并理解自己是祖先与后代之间的链接,而不要自私地把自己视为唯一的自我和人类生存机会唯一的终端用户。斯洛特戴克在2014年出版的《现代的可怕的孩子:论现代性反宗谱实验》(Die schrecklichen Kinder der Neuzeit. Über das anti-genealogische Experiment der Moderne)(Sloterdijk 2014b)一书中,对这一重要主题进行过详细阐述。在这个意义上,超级政治是最后的人类的首个政治,应被理解为是古政治以其他形式在全球范围内的一种延续。

随着人类球体走向全球,并假装囊括了整个生物圈,人类与地球之间的关系情境发生逆转。如瑞典地球系统科学家约翰·洛克斯特姆(Johan Rockström)所宣称的,从一个“小世界、大星球”情境进入了“大世界、小星球”情境(Rockström and Klum 2015)。为了保护他所谓的在地球边界内的“人类安全操作空间”,他指出我们需要地球系统的全球治理,以实现通过互相助益的方式将人类技术文化系统与生物圈重新连接的目的。目前,我们已经有了“系统化全球地球观测制度”(GEOSS)对许多重要的行星边界过程进行追踪,若能够聪明而民主地利用这一制度,或许能够实现对所有地球系统里的居民都有益的“美好人类纪”。这也可以成为斯洛特戴克所宣称的人类集体幸存所必需的全球免疫系统的一大支持。当然,必需厘清的重要一点是在人类纪,生命并不仅仅要寻求生存。生命还要寻求“美好生活”,或者按斯蒂格勒的话来说,要“活得其所”。

斯洛特戴克的多球体理论以好多泡泡的图案作为视觉形象,它又是如何避免成为极端国家主义的土壤呢?当前的难民问题似乎是这一泡沫理论的试金石。今年初,在接受德国杂志《西塞罗》(Cicero)采访时,斯洛特戴克表示“我们尚未领会边界之美好”,“欧洲人迟早会发展出行之有效的共同边界政策。从长远来看,领地规则会占优势。最终,将不再有自我毁灭的道德义务。”(Sloterdijk 2016b)无疑,边界定义了泡泡的内域和外域,因此也实现了多元宇宙论;但是,它们也随之模糊了极端国家主义和共存之间的界限。共存一词近来大量出现在探讨人类纪和生态危机的著作中,我们该从什么角度来进一步解释共存的概念呢? 首先,共存意味着交流和合作——在当前药理学环境下,这是免疫系统的一个正向概念,与退欧这种行径背道而驰。在以下部份我们谈“交互国家”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会重新回到“共存”这个问题。

应对末世,人类纪的新政治学

在本文末尾,让我们再度提出一个经典问题:“该做些什么呢”?近来,有许多关于规模问题的讨论,而人类纪就是最高阶的规模问题。著名美国作家耶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几乎在近期的所有演讲中都会重申:事实上,当前硅谷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免费使用、免费提供你的信息”——并没有任何替代选择,因为“硅谷意识形态”之强势非任何个人努力能够撼动——只有诸如欧盟这样的政体的介入才能产生实质效果。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另一方面,尼克·斯尼瑟克(Nick Srnicek)、阿列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等英国“加速论派”学者提出,在“占领华尔街”之后,继续不断在各地涌现的抵抗活动、或者说“微观政治学”(micropolitics)(如城市园艺、垃圾桶寻宝等)其规模无法达到真正向资本主义发起挑战的程度(Srnicek and Williams 2013)。他们批判无政府主义者的个人主义道德观是一种自我限制的革命力量,因此才会沦为资本主义挪用的牺牲品(Srnicek and Williams 2016: 29-37)。这让我们陷入无助之境,微观政治学变成了一种自我安慰。斯尼瑟克和威廉姆斯提出了“加速论政治学”(accelerationist politics),其灵感源于70年代早期智利推出的社会主义“协同控制工程”(cybersyn),即对技术进行社会主义式的挪用,以构建所谓“后工作时代”经济,包括以下4个特点:1)全面自动化;2)缩减工作时间;3)统一的基本工资;4)工作伦理约束下降(2016: 127)。除了最后一点非常接近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一设想其实与中国共产党的章程重合度颇高,是建立在对技术非常简单、甚至幼稚的理解之上。

首先,依然有必要讨论一下早前的抵抗形式是否无效,特别是在这些主张不过是纯智力活动的情况下。诚然,这些主张看似犬儒主义的复兴,让知识分子坐在电脑前,放弃走上街头采取任何直接行动;有时这看起来甚至有些可笑,有人“全面借用”Facebook或谷歌来回应这一“僵局”,好像“高科技”必然会带来保罗·梅森(Paul Mason)所谓的虚幻的“后资本主义”(Mason 2016)。面对技术加速,我们应采取更具批判意识的态度,超越乐观与悲观的简单对立。逆熵纪和联合免疫这两个方案都应该作为切实的政治行动往前更进一步。要实现这些,必须回到本土的问题。本土性是斯蒂格勒和斯洛特戴克关于如何抵抗全球资本主义思考的核心,本土性只能通过个人接触和具体项目来实现,而在大的智力革命图上,这却显得越来越遥远。我们并不假装自己知道什么是最好的行动。然而,要有效地应对人类纪,并对其作出系统而规模化的回应,我们想就国家的角色和抵抗形式提出两点见解。

如果国家希望避免遭到新自由主义经济清算,就必须承担起责任。我们都知道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当欧洲各大银行均陷入困境,民族国家在采取干预手段时不觉得有任何问题。在那个时刻,欧洲政府不容置疑地显示出自己依然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虽然方式错了——这与哈特(Hardt)和内格利(Negri)关于帝国的力量和民族国家消亡的论述(Hardt and Negri 2000)形成鲜明对比。民族国家必须严肃地对待人类纪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不仅仅是采取“绿色行动”(going green),还要严肃地对待斯蒂格勒所断言的正面形成的熵纪。然而,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各国政府已经沦为全球寡头政治的棋子,国家主权实际上已经被金融市场指令所淘汰和取代,希腊就是一个最令人唏嘘的例子。我们还能信任政府吗?的确,人们应该对政府保持怀疑;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它们是除跨国企业外唯一能够有效地为大规模工程调动资源的机构。

20世纪后期和新千年前十年所发生的反全球化运动响应者云集,然而近年来反全球化运动的销声匿迹意味着这一运动所主张的微观政治形式或艺术姿态已无法再有效地应对人类纪。同样,我们已经知晓所谓非政府组织的“第三部门”的失败,这是由于反全球化运动并未给未来带来任何新的希望与光芒。我们也知道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机制虽然项目繁多,却并没有真正的执行权。当然,我们可以想象,许多人也已经想到,要建立一个比联合国更强大的联邦体,就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如果人类纪环境进一步恶化,这样的情境也并非不可能发生。

作为结论,我们希望指出建立“交互国家”(internation)的可能性。“交互国家”这一概念由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于1920年提出,后被斯蒂格勒借用,来指涉一种新的公共权力形式的建立,能够反抗资本的力量并引领人类走向另一种未来,一个与新自由主义“TINA魔咒”(There is no alternative,即“别无他路”)所预示的野蛮而不可容忍的“不存在的未来”不同的未来(Stiegler 2015b)。在伦敦亚里士多德学会组织的“国家难题”专题研讨会上,莫斯发表了题为“国家和国家主义”专文,他指出哲学家必须尽快采取超前的举动来应对国家和交互国家问题(Mauss 1920)。一战后日益增长的经济互依性变成了一个“缺点”,鉴于此,莫斯还提出了“道德互依性”,通过互相援助和减少主权来降低战争的可能性。斯蒂格勒在《震惊之国》(2015b)中借用莫斯的“交互国家”概念,并通过西蒙顿(Simondon)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概念来对其进行解释。

在斯蒂格勒看来,国家是一种通过建立共和国(res publica)实现的“集体个体化”工程。交互国家则是将这一过程更进一步,以实现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重新制度化,重新在当前由知识市场化和商业化所主导的科学环境里创造跨个体化循环。根据斯蒂格勒的设想,这种交互国家首先是面向全球学界和学者的一项工程(他用到了“交互科学”(interscience)一词),要求他们联合起来,一致抵制参与到新自由主义所引发的全球世界大战中,并签署一项受到新的立法机构支持的全球和平条约(Stiegler 2015b)。

这会激发数字网络再造,成为合作和关怀的工具,提升集体智慧。实际上,这种交互国家早已存在(且已存在了很长时间),其存在形式表现为各国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之间的合作。过去10年,欧洲(或者应该说全球)的研究资助策略使这些合作日趋僵化,成为僵尸般的教条主义。研究者的政治愿景总是屈从于隐形的市场和商业价值(即“物价稳定措施”)。学界所缺乏的不是意识,而是对抗市场霸权的有效策略。交互国家的建立正能够孕育这种策略。而要成为构建全球社会化和合作化新形式的催化剂,以引领人类走向“逆熵纪”,并引发斯洛特戴克所称的大规模的类技术革命,就应让其成为一项明确的政策。除此之外,唯一的选择就是向消费资本主义创新的蛮横指令缴械投降,而这只会产生更多的熵、更多的无效和愚昧。按斯蒂格勒的话来说,我们需要动用交互国家来抵抗“去个体化”(disindividuation)。

鉴于人类纪破坏性的本质以及技术世界的熵化,建立交互国家对我们的时代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也是亟待完成的。当然,这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和大学院校的责任,来自高校之外其他领域的更大规模的组织和机构的参与也是必须的;同样,很重要的一点是根据不同的数量级对本土性和本土化程度展开反思。要进入实质有效阶段不仅是感知和行动的问题,也是、或许更是心理和集体个人化的过程,它的到来不会是自然而然的。需要勇气来创造条件,来实现这一巨大的飞跃。回看历史,莫斯对智力勇气的评价依然适用于给当代知识分子敲响警钟:

“哲学家们为何不采取超前的立场?他们理解得都很好,这是关于建立民主和民族教义。英国和法国曾超前于时代,人们不该忘了康德和费希特。他们为何选择留在后面,为既得利益阶级服务?”(Mauss 1920)

最后,可能偏离斯蒂格勒本身的想法,我们想谈一谈交互国家是否可能实现,换言之,从长期来看,它能否成为一种推动策略,实现安东尼·内格利(Antonio Negri)、朱迪斯·雷菲(Judith Revel)所谓“共同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he common)(Negri and Revel 2008),成为迈向建立知识与能力的“全球共同”、并最终实现不仅超越私人、而且超越公众的共同的全球权威的一个中间步骤。如果說,当前各方的无产阶级化状态都是由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和市场化所造成的,正如斯拉沃热·齐泽克(Žižek 2009)所指出的,而如果,川普的勝利以及英國脫歐(Brexit)意味著重新回到上世紀的“保守主義革命”,那麽或许只能通过对所有共同资源实行共有化才能有效地对抗这种局面。只有这样,印刻在交互国家中的共体经济才可能成为创造真正的全球联合免疫架构和真正的逆熵纪全球引擎的载体;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在高校内对教学、研究和经费等策略进行重新定位和重新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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