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的“環境”政治
Politics of Milieu Today
國際工作坊時間：2019年5月9-10日 （週四、五）
地點：首爾
與會者：樸城佑(SungWoo Park), 許煜法國哲學家喬治· 康吉萊姆在其文《生物與其環境》（Living Being and its Milieu）中勾勒了“環境”（milieu）這一概念的歷史，自現代性早期直至德國生態學家和動物學家雅克·馮·厄庫爾（Jakob Von Uexküll）的“主體環境”(Umwelt [1])，途經牛頓，拉馬克（Jean-Baptiste Lamarck), 孔德(Auguste Comte), 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等人的闡釋。這段環境（milieu）概念的歷史也反映出生命體與其環境間的一種愈來愈親近與糾纏的關係。厄庫爾(Uexküll)所談的“環境”(Umwelt)指出了生命體改造並適應外在環境(Umgebung)的過程；故其“環境” (Umwelt [1])一詞已經是內在化了的，被過濾了的環境。 （然而，）厄庫爾(Uexküll)對環境(Umwelt)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局限於對動物的分析中，該理解並不充分體現人類的情況。 （因為）人類不僅改造與適應環境，而且還嘗試通過創造工具去轉化環境以便更好適應它。人類通過改造環境來馴化動物，同時也教化自己，而人類能創造象徵物和工具。 （因此，）人類的自我教化模式中也包含那些去和技術裝置的具體化相協調的調和活動。這些技術裝置已歷經了從元素到物件、組裝物再到今天的系統的發展，而那些與之協調的過程也可被認為是城市規劃史。這種藉由修整環境而實現的教化形式被福柯在其法蘭西課程中形容為“環境的治理術”。
今天，這個環境治理術呈現在各種各樣的、由激增的“廉價數據” (cheap-data)有力支持著的技術形式中。這些廉價數據由用戶和平台共同產生，被非人類的檢測儀所捕捉。這是一個環境治理術和算法治理術疊加的時刻。具體為，在算法治理術所處的數碼環境中，每個物理空間都可被感知為多功能的和多時態(multi-temporal)的，因為虛擬地無限量的事件能同時地在同一個空間發生，而不相互干預。配備檢測儀和VR/AR技術的時間和空間也能被個性化和被算法分析。這些算法為特定目的所生，比如推薦制度，監控，或社會信用體係等。借助於數碼技術所實現的對空間的抽象化和復雜化(complexification)，開創了交互運作和用戶—環境關係的新形式；同時這也加劇在個體和集體層面上的確定性(determination)，這通過製造一種不適應性(inadaptability)來實現的，而這種不適應性來自於智能環境構建的人工選擇（artificial selection）。那麼今天，我們該如何去理解和批判性地檢驗這種環境的算法的治理術？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其它的關於這些技術的想像和用法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