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一种战略性的原始主义：
爱德华多·维维洛斯·德·卡斯特罗对话许煜
研究网络特邀翻译: Solemn
《今日哲学》（Philosophy Today）杂志，第 65 辑第 2 期，2021 年春，页 401~408。（Volume 65, Issue 2 (Spring 2021): 401–408），DOI: 10.5840/philtoday2021412394）
爱德华多-维维洛斯-德-卡斯特罗（里约热内卢的国家博物馆）
许煜（香港城市大学）
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 Museu Nacional, Rio de Janeiro
Yuk Hui,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摘要
在这个对话中，爱德华多·维维洛斯·德·卡斯特罗与许煜讨论了他在美洲印第安的（Ameridian）观照主义[译注1]、多元自然主义上的工作，他的民族志研究中自然、文化和技艺（technics）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技术作出一个非人类中心主义式定义的必要。他还讨论了人类世的生态危机、自动化中徘徊着的未来主义，并探讨了作为生存工具的“战略性的原始主义”。
关键词：人类世、多元文化主义、多元自然主义、观照主义、民族志、未来主义、非人（non-human）
许煜：您的工作对我很有启发，尤其是您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观念，以及您为逃逸出相对主义、建构主义所做的努力。我在总体上将之当作策略，来质问、动摇我们从现代欧洲思想所继承的范畴，而这些范畴通过现代化的、标准化的教育系统而普遍化了。在我看来，正是范畴、移译（translation）的问题，才是至关重要、亟需重拾的，对此，我相信人类学家已经工作了几十年，而这是哲学家还未领会、学习的东西。西方哲学在根本上是通过不同手段对普遍的东西的追求，而它与其他那些范畴的系统总是有着张力；为了正当化自己的存在，它不得不系统地阐述精神的历史性进步，来解决这个问题，正如您注意到的那样，这就是“文化”的前身。这在成了人类学家的那些哲学家的写作中，也有所出现。您的多元自然主义的观念也为这一论述引入了某种非时间性（achronicity），而您与您妻子黛博拉·达诺夫斯基（Deborah Danowski）的近作《世界的终结》（The Ends of the World）也挑战了冈丹·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对偶然的论点所预设的基督教一神论的时间。我认为，要能够重新思考许多范畴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开放对我们是非常有意义的。
爱德华多·维维洛斯·德·卡斯特罗：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完全理解了您的观点，即多元自然主义的观念在西方（基督教之后的）哲学话语中引入了某种非时间性。无论如何，关于时间对于空间的形而上学上的优越性，我总是惊讶于现代西方哲学家几乎一致的趋同，而这个优越性不免有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成分。尽管在不同哲学（在康德、黑格尔、柏格森、海德格尔、本雅明等人）中，时间概念做的“工作”当然有所不同，但空间性与异教的、原始的或古代的“他者”的联系则表明，对时间性的痴迷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弥赛亚主义在现代、（而且恰恰是）在“后”现代的哲学话语中最深刻、最明显的标志之一。进步思想扩日持久的危机，或者说哲学思想的显眼的失败与它在地缘政治实践（“全球化”）中顽固的坚持之间（在时间上的）不匹配，以及正在发生的生态灾难（即空间灾难）都表明，关于“时间” 的时代可能即将过去，而现在这个时代召唤着对空间、地方，或者用您的话说——本土（locality），给予哲学上更新的关注。这个需求的迹象，包括气候变化导致了人类和非人类的全体进行大规模的物理性移置（displacement），还有那些技术幻想——人类物种在行星级别上的“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对太阳系的殖民地化（colonization）。
许煜：的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后会回到地方的问题上，不过我更愿意称之为本土（locality），尽管乍听起来可能有点反动。但是您关于全球化所说的话，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技术的普遍化”，而我想从一个基本问题开始；这在我脑海中已经有一阵子了，我想也许您可以帮我澄清一下：在您的“自然”概念中，技术的角色是什么？在观照主义中，技术的位置又是什么，或者说，在您的民族志研究中，技艺和宇宙（cosmos）到底有什么关系？
卡斯特罗：全球化作为技术的普遍化，应该包括“生活方式”（德语 Lebensform）或 “世界图像”（德语 Weltbild）的普遍化，尽管您可能会首先将生活方式理解为它在驱动着世界图像，或者正如您进一步评论的那样，作为这些观念的同义词，所以我的评论是多余的。但要回答您的问题：我不知道能不能说，由于我做的是人类学，我拥有并捍卫“自然”的一种存有概念。我们稍后会再详细讨论，这里我先作出部分的回答，“观照主义”、“多元自然主义”的观念是实验性的尝试，要将美洲等地原住民的某些实践-认知上的态度、诗意-形而上学的概念都移译为哲学上可以识别的词汇。“多元自然主义”（multinaturalism）概念——其词根 -naturalism 指的是不同于自然主义的现代概念的那些语义成分——是“观照主义”、“泛灵论”概念的形而上学版（或“神话物理学”[mytophysical] 版），相比起来更直接地来自民族志的材料。
因此，如果我的著作有个自然概念，那就是个元概念，是一种民族志理论的一部分，而这种理论关于的是某些存有论的（ontological）预设——当然不是所有的，后者又是关于某些“现代之外的”（extramodern）族群所作的宇宙实践（cosmopraxis ）的。出于各种认识论-政治上的原因，我与我的元概念的对象保持着一致，而这个宇宙观的对象就被我归入了“多元自然主义”的概念下。首先，因为这个对象证明了一个生命形式的原创性、韧性，而对这个生命形式的暴力排斥，是现代西方形而上学（或者说大写的“理性”[Reason]）的专制所强加的基本条件之一；其次，因为这个对象挑战了“单一自然主义”的殖民主义宇宙观和与之相联系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虚伪的宽忍。第三，因为对于几乎所有西方哲学的那个普遍主义的、一神论的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基质来说，这个对象既是实在的（actual），也是潜在的（virtual）替代方案之一——递归的、“本土的”替代方案，因为相对于同质化、霸权化的全球化，这个方案是本土的、异质的，而且，多元自然主义还提出了对宇宙的行动主体性（cosmic agency）的“本土化”（localization）或者说彻底分散；最后，也是非常重要一点，因为对于在一个受损的星球上生活的艺术，就像罗安清会说的那样，这个对象提出了在宇宙政治上更合适的立场，也许我们可以把我这里的立场定义为一种“战略性的原始主义”。“多元自然主义”在政治上可以具体应用在人类世（Anthropocene）上。
关于美洲印第安文化中技艺与宇宙的关系，我恐怕没什么可说的。这是我工作中的严重空缺。相对于我读过、写过的族群，单就我而言，我有时在一些哲学-人类学的论述中觉察到有个想法，即技术会是从生物中分离出（和提升）人类的显著特征，而对此我有很多保留看法。我不禁想知道，如果不是因为莱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谈到历史哲学时所说的“一种超验的人类主义的最后的避难所”，我们是不是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了。那么，“技艺”将作为“文化”的代名词而起作用，而这又会作为人类灵魂的继承者而起作用。我没看到有任何理由可以从技艺的视点——“技术”和“伦理学”曾有的天壤之别，来讨论人类和其他生物之间在根本上的不连续。当然，有可能谈谈人的技艺，然后再谈谈非人的技艺；但需要对技术有一个不那么人类中心主义的定义。（在这里，我觉得很接近《雷蒙·塞邦赞》[Apologie de Raymond Sebond] 的精神，其中蒙田谴责了我们这个物种在技术上的傲慢，也接近萨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的《生活与习惯》[Life and Habit] 关于技术是不完善的本能这个想法的精神）。这也是我与布吕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大作《存在模式探究》（An Inquiry into the Modes of Existence）分道扬镳之处，在书中他提出了 TEC [译注2] 的“存在模式”作为显然是人类独有的东西。
顺便说一下，在我看来，达尔文的进化概念恰恰决定了技术维度是生命的一个一般属性，甚至可能是生命与众不同的所属（property），但这样我们就应该准备接受所谓的“人工”生命进入达尔文理论的倒台之中。我对此可没意见。另一方面，如您所说，每种技艺都是一种宇宙技术（cosmotechnics）。对此，我想补充说，每种宇宙观都是一种技艺。
我说过，在我的民族志研究中，我对技艺、宇宙的关系无话可说。那么，关于人类技术之起源的美洲印第安神话中广为流传的一个特色（莱维-斯特劳斯称之为“从自然到文化的过渡”），是缺失了对发明或创造的观念之强调，而在现代性中，这是被看成有很高价值的。在这些神话中，文化性的技艺（器具 [implements]、工艺、机构等）的起源被正经地解释为对这些器具或工艺的原型的一个借用、转让（不管是暴力的还是友好的，偷来的还是学来的，是作为战利品还是作为礼物），比如被动物、灵魂或不完全是人的敌人所占有的那些原型。技艺不是内在于人的，而总来自外部。文化的本质是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而所有技艺（希腊语 tekhnē）的起源是狡智（希腊语 mētis），即狡猾。
由于许多物种（事实上，这些生命类型在本质上没有确定的数量）的统觉（apperceptive）形式与人类的统觉形式是同一的，每个物种的环境都是以类似我们的方式而“布置”（furnished）的，我们人类（即美洲印第安人）视为“自然”的景观的各大特色却被不同的物种感知为文化的、人造的（artefactual），正如我常举的例子，美洲豹把猎物的血体验为啤酒，又如植物学命名法把“野生”物种识别为由灵魂或动物培育的各个品种的本土作物。因此，对某些物种来说是自然、原材料的东西，很可能是其他物种的文化的、技术的人造物。
许煜：实际上我也说过，所有宇宙观都是宇宙技术。稍微打断一下，这里我们可能也要反思我们从西方哲学“继承”的对哲学的范畴、词汇的使用，例如 phusis-dikē（自然-正义）、tekhnē-mētis（技艺-狡智），才能理解非欧洲的那些自然。您用了存有论一词，菲利普·戴高拉（Philippe Descola）也谈到了四种存有论：泛灵论、图腾崇拜、类推思维和自然主义。存有论这个词主要指以存有（being）为研究主体的第一性哲学。我也很想知道，当我们描述美洲印第安人的“存有”方式时，用“存有论”一词是不是正当？这个问题是由弗杭斯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间接引发的，因为他声称中国文化没有存有论。于连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例如京都学派，特别是西田几多郎，他声称东方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无（nothing），而不是存有，而于连更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去存有论化（de-ontologization）。
卡斯特罗：许多同行反对在我对美洲印第安的宇宙观、神话、理念（或者任何被社会人类学的建制认为更可接受的术语——请注意，所有这些替代用词都和“存有论”一样是希腊语的、“哲学的”）的演绎中使用“存有论这一骄傲的名称”。我用的这个词的意义与物理学家谈论物理理论的存有论，或者信息科学家谈论知识领域的存有论差不多。它是用来简称“一个特定的语言-文化-社会所假设存在的那些实体、过程”，或者“一个特定的语言-文化社会所正式承认的成阵列的那些存在模式”的。我不认为美洲印第安的那些思想模式非常重视“超验的东西”（transcendentals），比如“存有”（Being）。我当然不会在海德格尔的意义上使用“存有论”，也不会把这种意义归于我写的那些民族。
顺便说一下，戴高拉对“存有论”一词的用法与我的并不完全相符。我在两个演讲中解释了为什么我试图让这个词适应社会人类学的话语[1]——许多其他人用过这个词，特别是在欧文·哈洛韦尔在一篇著名的文章（1976 年）中 [2]，而这些没有在学科内引起任何丑闻。但要重复一下，我诉诸“存有论”的最重要的目的，是阻止我的学科中把其他族群的宇宙实践给简化为“世界观”的趋势，而在那些“世界观”中，“观”胜过了“世界”（他们“观”他们的，但是我们来照管世界）。由于我写的那些本土（indigenous）世界在存有论上的陈设（furniture），正是在于在分歧中体现的多种多样的“视点”——即我所谓宇宙观的观照主义（cosmological perspectivism），那么这一点就更值得去做了。关于“存有论”的最后一点，让我回想一下，我在 2009 年出的那本书叫作《食人的形而上学》，而不是“食人的存有论”[3]。
许煜：您对我说过两次，一次是在我们在里约的会面，另一次是通过电子邮件，您的意思不是说多元自然主义是更好的解决方案，而是系统地阐述、处理问题的不同方式。我完全同意，要摆脱我们今天的现代化问题，有可能的解决方案不是单一的。我的假设是，现代化的这个模式，即我们所谓的全球化，实际上是特定的认识论、知识的一个普遍化过程，而为了摆脱之，就有必要从本土的角度思考。您说得对，“‘技艺’（Technics）将作为‘文化’的代名词发挥作用”，而这在今天可能比过去还要对，并且这也是我为什么坚持要澄清技术问题，为什么自然的一种复数性内含着技艺的一种复数性。一种专门类型的技术和合理性（rationality）正在把地球变成一个人工地球，而这就是单一技术主义（monotechnologism）的表现。文化、地理上的差异看似融合，实际上却掩盖了一个解体的过程——莱维-斯特劳斯可能会称之为熵类学（entropology），而近年来，我们正越来越强烈地经历着这个过程。您会如何想象“自然”的这个重新开放有助于人类世之中关于人类世的新政治，也有助于与这个技术力量的“谈判”？
卡斯特罗：假设涌现出来的物质的、政治的和形而上学的技艺，将大大改变当前技术-政治上的装配的物质基础（即自然基础），也就是说，假设我们真有能力停止地球在加速之中的人类熵化（anthropic entropization），这些技艺至少部分地是“复苏”，或者如您所说，是自然、也是对自然概念的“重新开放”。技术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自然的内部关系），以及自由和无限概念之间的根本分离，换句话说，在实践、政治上认识到人类物种不是不朽的，自然界没有为我们量身定做的隐藏计划，没有精神的逐步实现，以及“奢侈的（luxury）共产主义”不可能是目前资本主义地狱的快乐结局。我喜欢“单一技术主义”的观念，它暴露了多元文化主义这一虚伪的观念背后的真相。只要技术可以被视为基本文化取向的表达，很明显，西方的单一自然主义被技术的单一文化主义所复制（反之亦然）。因此，您关于多重宇宙技术的建议似乎非常贴切。
皮特·弗睿思在他最近出版的《四个未来》一书中，以宣言（《共产党宣言》）开篇的另一个变种开始：“有两个幽灵，在 21 世纪徘徊着，这幽灵就是生态灾难和自动化。”[4] 这个表述让我感兴趣的是，比起弗睿思从这两种动态在历史学-未来学上的重叠中推断而出的组合，这些“幽灵”如何定义两种各不相同的智性上的倾向或气质：一个把生态灾难看成是在形而上学上从属于技术（技术被认为是关于精神战胜物质的物质表现）；另一个认为技术是一个自我超越、不可逆转的历史-物质性的过程，渐进地趋向于人类物种的“脱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从而使得生态灾难没有必要了（在这个形容词的两个意义上），也就是可以缓解、可以控制，因此也使得生态灾难在形而上学上变得次要了。在这里，我要再次承认我倾向于第一个趋势，因为我在第二个趋势中看出了人类世之前的技术胜利主义式造物匠（demiurgery）的种种标志。
许煜：在我看来，两个幽灵在很大程度上都还基于技术和自然之二分，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它们表达了一种尚未解决的辩证。第一个幽灵表明了自然中不可征服的偶然，而第二个则表明了技术对自然的必要的胜利。我们难道不还是被一种“自然主义”萦绕着，而这种自然主义可以说在雅典的形而上学那个时代就开始了？除了您提出的战略性的原始主义之外，我们能想到其他的开始吗？例如观照主义，就不基于这个二分。当我说其他的开始，而不是回到那些“本土的存有论”，那是因为我认为全球的状况使这样做很难，甚至不可能。也许这些其他的开始会让我们转变我们对“技术”在未来的发展的想象？否则，我认为我们只能等待看到更多的灾难从盲目的“颠覆性创新”及其经济中产生。当然，这是个巨大的问题，可能超出了任何个体的能力，而且其中内含着一件头等大事，就是去完完全全地重新思考复数性的意义。我的策略是重新发现、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发明技术的概念，我相信我们可以从人类学中汲取很多东西。
卡斯特罗：“本土的存有论”不是我们可以或者应该回去的东西，这不仅因为它们不是来自古老的、自古以来的过去的东西，还因为您所说的全球的状况不是到处都一样的——单一技术主义产生了“分布不匀的（patchy）人类世”[5]。然而，由于“现代的”农业综合经营对热带森林所作的荒谬的破坏，而且那些混杂的、本土的宇宙技术不但在空间上本土化了（localized），也在生态上安置了下来，那么本土的宇宙技术就是我们必须“回归”的东西，例如与亚马逊的生物群系（biome）“互为预设的”本土的生活方式，其中的自然、文化在存有论上是难解难分的。毕竟，技术不仅仅是金属、生物化石和电磁辐射的某种装配。我的“战略性的原始主义”是个修辞性的呼吁，针对的是观照主义那无时间性的价值，而且这种原始主义正如瓦尔特·本雅明的名言所说，“在广阔的历史天空下，这样的一跃是一个辩证运动”[译注3]，是“同历史保持一种格格不入的关系”[译注4]的方式。
让我顺便说一句，我想知道目前的那些技术哲学能多认真、多重要地对待生态灾难，这样一件已经发生的事，意思就是这个行星在生物地球物理学的（geobiophysical）参数上正在发生的许多变化很可能不可逆转，至少是在中短期上。这不是关于自然的偶然，而是关于因果关系的必然。对于那些行星级别上的生物地球化学的进程（geobiochemical planetary processes）所形成的目前的轨迹，唯一能够彻底控制的技术是一架时间机器。自动化的发展（比如弗睿思的书中所写到的）看起来不是既受到生态灾难的各种限制又亟需用来处理生态灾难的东西，而更多地被认为是与人类劳动的终结这个前景有连接，而那要么是福（奢侈的共产主义[译注5]、奇点主义），要么是祸（失业、灭绝主义[译注6]等）。宇宙技术也是生态政治。
许煜：让我们转向一些具体的问题，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当思辨的：您比较过笛卡尔的动物机器和图灵机，认识到两者的重大区别可以看作客体和主体之间、身与心之间的区别，而且对亚马逊的印第安人来说，计算机可以被认作动物一样的主体。我在想，机器的这个新的地位是不是构成了美洲印第安的观照主义的一个未来，或者说，这个地位在美洲印第安的宇宙观的未来中会有作用吗？
卡斯特罗：是的，笛卡尔式的动物-机器，即作为机器的动物，与图灵机正好相反，而在某个意义上，图灵机就是作为人类的机器这一想法。宇宙技术式的三角“人、动物、机器”看上去是不稳定的，因为它倾向于崩溃成 3 个二元性之一：要么是 [人] 对[动物+机器]，也就是笛卡尔式的人类中心主义；要么是 [人+动物] 对 [机器]，也就是生物中心主义的现象学；要么 [人+机器] 对 [动物]，而这可以联系到功能主义的心灵理论和许多人工智能哲学上。如今，我不太确定美洲印第安人的传统宇宙论会不会自动地（像以前那样）将图灵机视为与许多“自然”种类（其中一些种类在我们存有论的公认文本中被认为是无生命的）有着一样立足点的有意识的主体。
一些人造物——锅、独木舟、篮子等等——被一些美洲印第安神话和萨满教构想为是有生命的和/或有人形的（prosopomorphic）原型的，也会被构想为一个类人生物式（humanoid）的灵魂性的主人等等。因此，这些宇宙论如果要将主体属性赋予计算机或者其他一些具身化的人工智能的设备上（具身化的意思就是作为我们的那些“中等大小的样品”[译注7]的一个标志 [token]），我没看到有什么不可通过的障碍。
一些人造物——锅、独木舟、篮子等等——被一些美洲印第安神话和萨满教构想为是有生命的和/或有人形的（prosopomorphic）原型的，也会被构想为一个类人生物式（humanoid）的灵魂性的主人等等。因此，这些宇宙论如果要将主体属性赋予计算机或者其他一些具身化的人工智能的设备上（具身化的意思就是作为我们的那些“中等大小的样品”[译注7]的一个标志 [token]），我没看到有什么不可通过的障碍。
虽说如此，计算机是非本土的，而它们在美洲印第安的当代社会中的传流很可能伴随着西方的存有论假设，而这些假设目前还不把计算机认作是人。
许煜：的确，对现代运算装置的使用随即就内含着“存有论上的冲突”，而这就是为什么我好奇其他“存有论”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到对这些嵌入技术中的“存有论预设”的转变。不过，让我们转到政治或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上，而您对此也很感兴趣，例如您和达诺夫斯基一直在谈论不可避免的减缓增长[译注8]。我注意到最近您正在回到对马克思以及相关文本的一些阅读上，而且您对日本哲学家柄谷行人的工作特别感兴趣。柄谷行人试图通过对莫斯的礼物经济的一个“述行性的”（performative）解读来提出一种新经济，比乔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普遍经济更现实一点，因为柄谷行人有他的关于那些无政府主义社区的“民族志”，而这几乎贯穿了他的全部作品。我也很想知道，这可不可以与人类世中任何有可能的“出口”相联系。
卡斯特罗：我刚开始读柄谷行人（2014 年），还没到能对他的工作给出一个有根据的意见那个地步。不过，在他那个版本的历史唯物主义中，他关注“交换模式”而不是“生产模式”的这个决定把我迷住了。这当然使他大大接近了莫斯、莱维-斯特劳斯、萨林斯、斯卓生（Marilyn Strathern）等人，而不是传统的人类学马克思主义（以及德勒兹和瓜塔里，顺便提一下）所梦想的那样。事实上，对莫斯他们的一种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恰恰下错了判断，而且，资产阶级对交换的聚焦是以关于生产的坚硬的物质现实（material realities）为代价的。柄谷行人压倒性地使这种批评过时了。同时，他那关于各种交换模式的类型学，可能会给人类学家（至少是我）一种似曾相识之感，而我正努力打消这个感觉，因为我绝对确信我还没有掌握他的理论的所有微妙之处。然而，对我来说已经很清楚了，他关于资本和民族国家之关系的那些论点是非常创新的和革命性的。
不消说，我读他的著作是为了充实我的“战略性的原始主义”概念；柄谷行人[6] 的 D 模式 6、他对目的王国[译注9]的重申，在我看来都是为了欢迎全部生命体（以及生命体所需的“非生命的”存在条件）的到来，换句话说，是为了摒弃康德用来区分人与物、目的与手段、人类与其他生命体的那种荒谬的人类中心主义。目的王国不是君主制的，而是无政府的。
许煜：我记得柄谷行人曾为一个“消费者运动”的可能性辩护，而且他在 1990 年代积极地试验了“地区贸易通商制度”[译注10]。在某种程度上，我想从生产到交换的转变也承认了工人作为革命主体的消失，如今这也可能是真的。另一个我认为与我们的讨论有关的动机是，他看到了哈特、奈格里的《帝国》的局限，因为民族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至关重要，而这一认识在哈特、奈格里的论点中被削弱了[7]。柄谷行人想克服民族-国家-资本的三位一体。对于我们的讨论来说，我认为面对本土（locality）和民族国家的关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本土很容易转化为国族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一种形式，就像法国的国民阵线或德国另类选择党[译注11]等等的话语那样。在许多国家，我们看到关于本土的话语实际上不过是国族主义，所做的是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军事扩张，来促进单一自然主义（这意味着延续了 18 世纪以降的一种单一自然主义、生态灾难和“进步”意志）。作为对战略性原始主义的一大“挑战”，您对此怎么看？
卡斯特罗：好吧，在这里我很快地说一下，我会说本土的概念与国族主义截然相反——国族主义只是排他的普遍主义，或者紧凑的（compacted）普遍主义。“本土的”东西也不是次于国家的，而是说还有其他本土。倒转一下一个著名的定义，本土的东西是一个世界图像，而它作为一个圆，到处都是圆周，圆心却无处可寻。
注（Notes）
[1] 欧文·哈洛韦尔（A. Irving Hallowell），《奥吉布瓦族的存有论、行为和世界观》（Ojibwa Ontology, Behaviour, and World View），1976 年。
[2] 德·卡斯特罗，《AND：在英国和英联邦社会人类学家协会第 5 届十年期会议关于人类学和科学的会议上发表的餐后演讲》（And: After-Dinner Speech Given at Anthropology and Science, the 5th Dec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cial Anthropologists of the UK and Commonwealth）；德·卡斯特罗，《谁害怕存有论的狼》（Who Is Afraid of the Ontological Wolf? Some Comments on a Current Debate）。
[3] 德·卡斯特罗，《食人的形而上学》（Cannibal Metaphysics）。
[4] 皮特·弗睿思（Peter Frase），《四个未来：资本主义之后世界的前景》（Four Futures: Visions of the World After Capitalism）
[5] 罗安清（Anna Tsing）、安德鲁·马修斯（Andrew Matthews）、尼尔斯·布班德特（Nils Bubandt），《分布不匀的人类世：风景结构、多物种历史和给人类学重新装备》（Patchy Anthropocene: Landscape Structure, Multispecies History, and the Retooling of Anthropology）
[6] 柄谷行人，《世界史的构造：从生产样式到交换样式》（The Structure of World History: From Modes of Production to Modes of Exchange）
[7] 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安托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帝国》(Empire)
参考文献（References）
弗睿思，2016 年，《四个未来：资本主义之后世界的前景》( Four Futures: Visions of the World After Capitalism)，伦敦：维索出版社（Verso）。
哈洛韦尔，1976 年，《奥吉布瓦族的存有论、行为和世界观》，载于《人类学来稿：A·欧文·哈洛韦尔论文选》（Contributions to Anthropology: Selected Papers of A. Irving Hallowell），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迈克尔·哈特、安托尼奥·奈格里，2000 年，《帝国》(Empire)，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
柄谷行人，2014 年，《世界史的构造：从生产样式到交换样式》(The Structure of World History: From Modes of Production to Modes of Exchange)，迈克尔·K·伯达格斯（Michael K. Bourdaghs）译，杜克大学出版社，https://doi.org/10.1515/9780822376682
罗安清、安德鲁·马修斯、尼尔斯·布班德特，2019 年，《分布不匀的人类世：风景结构、多物种历史和给人类学重新装备》(Patchy Anthropocene: Landscape Structure, Multispecies History, and the Retooling of Anthropology)，载于《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 Supplement 20 (2019): S186–S197）第 60 期，https://doi.org/10.1086/703391
德·卡斯特罗，2003 年，《AND：在英国和英联邦社会人类学家协会第 5 届十年期会议关于人类学和科学的会议上发表的餐后演讲》(And: After-Dinner Speech Given at Anthropology and Science, the 5th Dec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cial Anthropologists of the UK and Commonwealth)，曼彻斯特大学，未发表。
德·卡斯特罗，2014 年，《食人的形而上学》(Cannibal Metaphysics)，皮特（Peter Skafish）译，明尼阿波利斯：単义出版社（Minneapolis: Univocal）。
德·卡斯特罗，2015 年，《谁害怕存有论的狼？对当前争论的一些评论》(Who Is Afraid of the Ontological Wolf? Some Comments on a Current Debate)，《剑桥人类学期刊》33（1），页 2~17（Cambridge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33(1): 2–17），https://doi.org/10.3167/ca.2015.330102
译注
[译注1] : 英语 perspectivism，见张雨男在《从“重写”到“本体论”》（《世界民族》2020 年第 4 期）中的简介：“观照（perspective）原指主体的透视观，如同画家作画，全方位地观察、透视客体。观照主义相信动物像人揣摩动物那样揣摩人，详述了戴高拉探讨的内在相似、外在不同的万物有灵论，提出人、动物和灵魂都可以看到作为人的自己和别人。因此，用西方人的观照描述非西方世界的宇宙观会有误导。” 德·卡斯特罗在《食人的形而上：走向一种后结构主义的人类学》（Cannibal Metaphysics: For a Post-Structural Anthropology，Peter Skafish 译, Univocal，2014 年，页 57）中举例说：“人自视为人，美洲虎也自视为人，美洲虎和人一样酿木薯酒，但美洲虎的酒却是人类眼中的血。”
[译注2] : 拉图尔对 technology 的缩写，意为技术。
[译注3]：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第 14 节，收于《启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张旭东译，2008 年。
[译注4]：同上，第 7 节。
[译注5]：巴斯塔尼（Aaron Bastani），《全自动的奢侈共产主义：一份宣言》（Fully Automated Luxury Communism: A Manifesto），维索出版社（Verso），2020 年。
[译注6]：exterminism，由汤普森（E. P. Thompson），《关于文明的最后一个阶段——灭绝主义的评论》（‘Notes on exterminism, the last state of civilization’）1980 年，《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 essay）杂志。
[译注 7]：见 J. L. 奥斯汀，《感觉与可感物》第二章，2010 年，商务印书馆；“作者向我们提供了一些例子，一些“熟悉的对象”——椅子、桌子、图画、书、花、笔、烟卷；这里（或在艾耶尔著作的任何别处）没有再进一步界定“物质事物”这个表达式。但普通人当真相信他所感知的东西（总）是像家具或这另一些“熟悉的对象”那样的东西吗——固体物件的一些中等大小的样品？” 原文见”Sense and Sensibilia”，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年，页 8：”We are given, as examples, ‘familiar objects’–chairs, tables, pictures, books, flowers, pens, cigarettes; the expression ‘material thing’ is not here (or anywhere else in Ayer’s text) further defined. But does the ordinary man believe that what he perceives is (always) something like furniture, or like these other ‘familiar objects’—moderate-sized specimens of dry goods?”
[译注8]：英语 degrowth，其中 growth 意为增长，de- 意为去除、减少，所以这个词又译“去增长”。这种政治经济理论，主张停止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通过减缓经济增长达成可持续的稳态经济。根据这一理论，人类无限制的扩张造成了生态灾难，富国应减少生产、消费，令经济规模停留在地球的承受范围内。当代的减缓增长理论可追溯到美国数学家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简（Georgescu-Roegen）将“熵”的概念引入经济学，来说明人应追求幸福的而非物质丰裕的生活。他的作品在法国引发了减缓增长运动（décroissance）。21 世纪初，这一概念又从法国传回英语世界，定名为“degrowth”。
[译注9]：The Kingdom of Ends，指道德法则得以实现的世界。
[译注10]：Local Exchange Trading System，1982 年由迈克尔·林顿（Michael Linton）提出，日语译为“地域交換取引制度”。
[译注11]：德語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缩写为 Af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