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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人訪問什麼人:超脫人類中心主義 開拓科技想像——專訪哲學家許煜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超脫人類中心主義 開拓科技想像——專訪哲學家許煜

原載於7月14日明報的星期日生活

 

【明報專訊】近年不少電影以人工智能叛變為題材,人類終被凌駕的恐懼源於人與科技對立的想像。哲學家許煜月前出版新著《遞歸與偶然》,接續前作討論,以「遞歸」和「偶然」的概念再思人與科技的關係。他梳理西方思潮,引伸對「技術」在應用層面以外的詮釋與想像,循超人類(transhuman)與極端人類主義(extreme humanism)的密切關連,指出人類中心主義世界觀的局限,探索開展多於一種科技觀和宇宙觀的可能。

 

■問:李達寧

■答:許煜

 

反饋循環 打破人vs.科技

 

問:香港讀者未必很熟悉科技與哲學,我想從最近popular、general一點的人Harari開始。他明顯是一個超人類主義者(transhumanist),看事物很機械化,認為人可被分解為不同的生物化學或資訊系統,進而被完全了解,並被完全控制。而你這本書,整個project很明顯與他有很大的對立。很多人都會從Harari那種方向想,想像現代科技的災難,比如奇異點(singularity)、超人類等,因為現代科技改變令人類機能出現物種上的猜想,構成新的階級社會。從這裏看見一種對科技的恐懼,會驚被科技控制,和迷失在科技之中。後者在流行文化裏或者日常都常聽到,說後生仔沉迷科技運作裏。先來一個奇怪的問題,人與科技是對立的嗎?

 

答:我想其實不一定是對立的關係。首先我們要理解hominization,即是所謂的「人化」,必然是工具發明、生產、使用的過程,比如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其中一章強調從猿到人的演變過程中勞動的重要性,所謂勞動,即是工具的發明和使用。伴隨人類出現的是工具的發明,比如用燧石取火,用石刀切割等,沒有技術,其實就沒有人類。我偏向認為是工具發明了人,而不是人發明了工具,因為「人」這個概念其實是個歷史概念。

 

如果我們想要理解技術,必須理解技術的歷史。人通過工具,比如石器時代工具發明使用,逐漸釋放自己的器官。從簡單的工具比如石斧石刀,到冶金術的出現,再跳躍到前工業時期,工匠——工具的使用者作為技術個體能夠協調其周圍的工具。但之後出現了歷史性的轉變,就是自動機的發明,蒸汽機其實是工業自動化的開端,自動機的發明引致什麼問題呢?當然是整個生產模式有個基本變化,工匠被迫進入工廠裏工作,面對機器時其實他們不知道怎樣處理,在所謂的泰勒主義生產模式中,他們的角色就是將原料或製成品由A搬到B。

 

今天我們講的資本主義社會,我們看見這些在19世紀造成人的異化的自動機其實愈來愈少,馬克思描述的異化除了勞動力的異化之外,是面對機器時,工人的勞動缺乏意義,因為只是跟隨機器的節奏重複。今天,特別在數碼化過程裏,機器已經不是馬克思所形容純粹機械論式的機器。今天的機器,比如這部電腦,這部手機,其實很難說是機械論式的。什麼是機械論式的呢?我們要回到整個哲學和科技的關係。機械論(mechanism)究竟是什麼呢?可從兩方面來看,本質上其實是線性的(linear),由A到B,由B到C,C到D。另一方面在17到18世紀,機械論其實是一個思考條件(condition of thinking),特別是物理學,在繪畫上也有射影幾何(projective geometry),機械論構成了哲學思考的條件。

 

而與工業革命同時出現了另一個思潮,就是有機體論(organicism)。將這個概念吸納入去哲學裏,構成新的哲學思考條件,就是康德1790年的《判斷力批判》,這本書前半部講美和崇高,下半部在講目的論和生物(organism)。後者和「美」的概念同一個原理,意思是不由一些已經既定的法則去決定(determine),即由普遍(universal)走向特殊(particular),而從特殊開始,在過程找到自己的法則。康德由當時的博物學家吸收了organism的概念,建立一個新的構成哲學思考的條件。

 

20世紀初,我們仍在說organicism against mechanism,比如30年代Ludwig von Bertalanffy提出的general system theory與Alfred North Whitehead提出的organic philosophy,他們論述的就是在19世紀愈來愈顯著並具破壞性的機械化,我們稱為工業化。但這個對立對我來說,到20世紀中期似乎來到盡頭。有個重要的時刻,就是1948年Norbert Wiener出版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這書第一章的題目非常重要:「Newtonian and Bergsonian Time」。20世紀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提出philosophy of life或biology,target的也是mechanism,因為機械論的錯誤在於以非生命來解釋生命(explain life without life),所以柏格森提出Élan vital,即是生命力(vital force)來克服機械論。柏格森時間是有創意的生物時間(biological time),是不可逆轉的,但牛頓時間是機械時間(mechanical time),可以逆轉的。維諾(Wiener)說,這個對立其實是偽命題,機器的思考模式其實可以突破、克服這個對立。控制論機器應用反饋和信息兩個重要概念,系統性地建立一個反饋循環(feedback loop),通過信息分析找到自己的運作模式,原理其實與我們今天見到令人吃驚的machine learning一樣。1948年後到今日,我覺得這個對立已被徹底動搖。

 

問:超人類主義是不是仍然是一種機械化思考?還是某程度上吸納了一些organicist元素?它不在思想層面吸納了,只在運作層面承認,所以仍然覺得人類可以比較線性的方式想像人類的未來,究竟是哪個位置出事了?

 

答:其實在cybernetic之前有一段很重要的時期,就是1930年代。那時有Gödel的incompleteness theorems和general recursive function。1936年有圖靈機理論,那些新的自動機已經不是機械論式的了,是遞歸的(recursive)。

 

「超人類」是極端人類主義

 

問:打個岔,可以先解釋一下什麼是遞歸嗎?

 

答:比如你學寫程式,遞歸意思就是一個function calls itself,function等如它自己再加一樣嘢,function呼喚自己時,就好像一個螺旋那樣將自己循環,不過不是純粹的重複,不是重複同一個周期,每一次呼喚自己都有一些差異。回饋就是將產出(output)變回你的輸入(input),改善本身的系統。我將反饋的概念歸納入遞歸這一總體概念裏。

 

繼續回答超人類的問題,超人類有三個主張:增長壽命、改善情緒、提升智慧,拿來做市場推廣一定很多人排隊。但我們知道最後將導致新的階級問題,誰能afford去成為超人類?誰給錢你去換呢,這是一個消費主義的社會問題。除了這種提倡改善人類的企業型超人類主義,也有政治超人主義(political transhumanism),也就是說這樣的一種意識形態,它期望能超越(同時經由)國家的管治,以超級智能來做經濟、社會、政治的規劃,而人作為誤差的來源將無法參與政治,也就是說去政治化。而無論哪一種,其實最終都是一種人類主義(humanism)。

 

問:為什麼?在什麼意義底下是人類主義?把握了「人」的什麼?

 

答:是極端的人類主義,其實是以人的欲望去征服世界,征服和控制你的身體和環境。弔詭的是,換掉所有器官應該不是人了?表面上不是人類主義,但其實是「human all too human」。我反而不覺得超人類主義是種純機械化的思想,比如一些生物技術(biotech)的研究,其實都是利用一些organic operation,建基於生物原則。

 

問:很多人認為科技是普世的,與上述討論有點相關,大家想像超智能,覺得這種科技適合所有人應用,隱含人都是一樣的想法。如你開初所說,若科技創造人,而只有一種科技,那就只會創造一種人。這方面,你在上一本書講宇宙技術(cosmo-technics),講不同人類文化的構成都是很具歷史性的,探問不同文化如何approach科技,就會有所謂技術多樣性(techno diversity)的可能。是不是就可以將回饋不止帶到操作層面,而是整個形上學(metaphysics)裏?

 

答:我上一本書和最新這本Recursivity and Contingency其實是緊扣的,我為何提出宇宙技術的概念呢?正如你剛才所講,大家都覺得技術或者科技是普世的,首先我覺得我們應該處理的,是回到「普遍」這個概念。普遍的對面就是特殊或者相對(relative),對我來說,我覺得universal不是一種實體(substance)的存在,是一個存在的維度(dimension of existence)。舉個例子,這是我在書中舉出關於技術普世性的二律背反。康德的二律背反就是正命題和反命題分開來看都是正確的,放在一起就有矛盾。

 

例子中,正命題是「科技是普世(universal)」,是人記憶的外置化,是器官的解放,比如你用攪拌機就不需要用牙齒咀嚼,這命題我們很難反對,在每個文化裏,我們都看到這個現象。反命題是「科技不是普世」,其實由宇宙論(cosmology)推動並受限於它。宇宙論從來不是純粹的理論知識,因為它與我們的行為、我們與世界的關係緊密。

 

比如中國的書寫為什麼是象形,象形與字母文字有什麼分別呢?德里達指出西方哲學家對中國書寫有兩種主要的相反的看法,一是黑格爾,他覺得中國人的書寫浪費時間,阻礙整個思想發展;另一個是萊布尼茲,他認為中國書寫在組合方法上比西方字母書寫先進。德里達認為黑格爾之所以批評中國書寫是因為黑格爾強調的是實體,而萊布尼茲強調的是關係(relation)。我們知道作為古典哲學的範疇,實體與關係是對立的。所以雖然都是書寫,都可以說書寫是將記憶的外置化,但你再看仔細點,其實分別還是巨大。書寫的方式其實受限於一些理解世界的方式。

 

我們到現在仍然覺得科技是普世的,但我想提出的是其實不那麼簡單。是不是可以重回我提出二律背反,去發現多種宇宙技術(multiple cosmo-technics)的可能呢?技術多樣性對我們思考當前技術的發展,有沒有新的啟發呢?你看到整個現代化使本來平行或偶爾相交的各歷史都走向一共同點,現在稱為技術奇異點(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但如果我們發掘技術多樣性,有沒有辦法令我們還沒走到終點前,可以分叉?歷史時間的分支受限於我們對科技的想像。我們現在其實對科技其實沒什麼想像的,要不就快點,加速,但加速去哪裏?去超智能。

 

東方哲學需與技術對話

 

問:你在上一本書講,我們不是要回去一個未被污染的地方,而是要在當下去發掘技術多樣性的可能。這如何可能呢?你甚至提到一個例子,今天中國大陸的經濟和政治都是趨向極權景况,我們在哪裏找所謂的多樣性呢?

 

答: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也是我寫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的原因。或者我們退後一步講,我十幾年前離開香港時,一直在想,為何東方哲學沒辦法介入現代化世界,何以中國思想沒辦法成為一種批判性思想?講儒家、道家,講完好像很exotic,但又跟當前的發展脫節。我覺得問題在於,我們沒辦法將這些非西方思想與技術產生對話,對技術沒有透徹的思考。當沒有辦法面對不斷轉變的社會,沒辦法介入社會的生產模式,直接去參與社會的變革,只能在遠距離描述和批評,那思想就沒有辦法前進。這本書裏我申明要搜尋一種可能的中國技術思想,但這種思想還沒存在。我在書中提出的是,要重構一種圍繞道和器的技術思想。

 

問:你非常重視李約瑟,將他看成是一位重要的哲學家,看到他作為organicist的重要地位,與華人學界的歷史學家定位很不同。你認為他為何那麼重視中國科技史?

 

答:其實他講的是,16世紀之前中國的科技領先,為什麼到16世紀後,卻看不到西方那種現代科技和科學出現呢?換句話來說,其實李約瑟強調的是,其實中國有自己的科學和技術思維,沒法簡單地與西方比較,問題是如果不比較誰領先,我們可以怎樣言說差異?關於李約瑟問題,他自己也嘗試提供很多的回應,其中我覺得他最哲學性的回應是,他覺得中國的技術思想是organismic的思想,西方(在萊布尼茲之前)就是機械論式的。

 

問:你這種閱讀似乎在華語世界比較缺乏,很多人直接放在nationalism的背景下看,論述中國都有很多科技,不需要在西方人面前矮一截。李約瑟不是為了作高低比較,他一開始就想問究竟科技有沒有一種宇宙技術的可能?

 

答:對的,這個對我來說是重新思考地緣政治的問題。Kissinger去年有篇文講啟蒙時期終結,他說啟蒙其實是用新科技去宣揚它的哲學。但去到現在,面對技術突變,這些科技需要一種新的哲學。這會是什麼呢,他沒有答案。但我在這本書裏嘗試在最後提出的,就是fragmentation。

 

重要時刻 建新論述回應危機

 

問:講到最後,你在書中最後一章提到一個非常有趣的概念,就是李歐塔的非人(inhuman),表面上看這似乎是一種反人文主義。這是不是對啟蒙時期終結的回應?或者在對應超人類(transhuman)的看法?

 

答:我用了非人對抗超人類。李歐塔在講非人時他說「what I mean by inhuman is something in me which is more interior in myself than me」,非人,也就是說放棄以人類為中心,它沒法被簡化(reduce)成人的概念,然而它存在我們內裏。這種非人我們可以稱為非理性(nonrational),不是不理性(irrational),又不是理性(rational),正如Being或Sein其實都是非理性。

 

問:那你怎樣用非人對抗人類主義或超人類主義(transhumanism)或者極端人類主義(extreme humanism)?

 

答:其實應該拒絕這種人類中心主義世界觀。你要拒絕覺得人可以發明一種智慧來管治整個世界的想法。首先我們如何去建立新的論述,如何改革我們的教育,你跟工程師講非人和海德格他可能不理你,這是division of discipline的問題。第二就是如何將這些論述輸入科技發展裏去,要改變科技,那就要跟工程師們合作。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們生活在經濟、政治等等很多危機裏,我覺得我們需要一種新思考,幾百年來的習慣和偏見當然沒辦法一天就改變,可能需要幾代人來處理,但我又覺得現在是個很重要的時刻來回應這種危機。我們需要一種新的思考,也需要一種新的教育計劃,做不做得到呢,我不知道。

 

整理//潘曉彤

圖//劉毓霖

編輯//林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