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数字化世界中，我们的生活几乎被数码技术所重新形塑。斯蒂格勒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感觉将被模拟现实的数码显像、触觉传感器所取代，一种新型的数字化机器式的“狮身人面兽”将根本改变生命存在的再组织。他的理论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
从银行抢劫犯的五年牢狱生活，到德里达的哲学高足，斯蒂格勒算是一个传奇人物，可他并不愿意人们辨认自己为德里达的门生，而更想以一个原创性的当代思想家自居。我以为，斯蒂格勒能做到这一点：他以技术哲学与现象学的嫁接为构境入口，很深地将海德格尔关于科学技术的批判性反思和德里达的解构理论融入到今天正在发生的资本主义全新数字—网络生存，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基于义肢存在论之上的信息技术批判理论。斯蒂格勒自认为是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逻辑，当然，在他看来，五十多年以前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讨论中，主要是以美国的文化工业为批判对象，虽然他们的批判已经涉及“存在之痛”，但“过于泛泛”，并没有真正看清或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所以，斯蒂格勒对技术的反思将是一种全新的破境批判，这“在从康德的时代到马克思的时代的哲学史上尚无前例”。我觉得，斯蒂格勒当之无愧地在今天科技意识形态批判构境层中引领法国思想界的激进话语，他理应得到我们的认真关注。
斯蒂格勒声称，他在思考方法上的起点是尼采和弗洛伊德在上个世纪已经奠定的批判性基础，他的老师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是研究的前提，而他试图整合起来的学术资源包括了胡塞尔、海德格尔和法国技术哲学中的西蒙栋。斯蒂格勒告诉我们，在马克思所喜欢的希腊神话人物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火的英雄事迹背后，隐藏着他兄弟埃庇米修斯的一桩“劣迹”，他在分配所有生物各有种系属性时竟然忘记了给予人类留下一种专长，他的这一“遗忘过失”造成了人类存在的一种在种系遗传中的“原始性缺陷”，所以，人类才创造了在自己体外的技术这一后种系生成（épiphylogénéyique）的外部义肢（prothèse）实存。在西蒙栋的影响下，他突出强调技术客体的特点是在外部非生命的义肢物体中延续生命体的存在需求。在他看来，技术客体的本质，也是通过区别于当下记忆（第一持存）和回忆（第二持存）的外部义肢中的第三持存（Retention）保留记忆的技术，因为人们将记忆外置，而不需要再用心去记忆，也即是记忆的消失。可以说，这个第三持存的记忆是进入斯蒂格勒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关键性入口。
斯蒂格勒受到海德格尔晚年技术观的影响，即作为现代技术本质的座—架（Ge-stell）既是占有性存在的最高显形，也是走向未来本有（Ereignis）的双面神的观点，斯蒂格勒指认当代技术客体是悖论性的存在：“技术既是人类自身的力量也是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马克思去世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以来，生产和消费的工业模型都受到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挑战。作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的后工业技术体系本身就是一系列的复杂义肢（器官学，organologie）中的记忆装置，它不再是针对工人的劳动时间为剥削对象，而是以所有人的时间记忆为塑形对象，人类的记忆被卷入系统的工业化生产过程，以此构成新的人类记忆的后种系生成。并且，数字资本主义进程已经进入“非经济”的剥削方式，那就是包括消费者在内的普遍的人的无产阶级化（proletarietization）。随着各种类型的体外记忆装置的普及，包括电视、手机、电脑和全球定位系统，等等，所有的人都完全依赖于这些记忆装置的运转，而一旦离开了这些技术体系，没有人知道该如何行动和生活。这种记忆装置的后种系生成，虽不是遗传学意义上的基因序列，却胜似后者，因为它从根本上使人的存在出现一个致命的缺陷，即缺少任何自身具体化、个性化生命的能力。所以，从表面上看，在超工业社会中，人类的记忆似乎随着记忆的外在化技术而得到无限的扩展，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广泛的认知和感性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无产阶级化并不是马克思所指认的使人变穷，而更像是失去知道该怎样做（know-how）的知识“废人化”，“废人”不再拥有可以自给自足的知识，他们也失去了生活的知识。在今天被斯蒂格勒指认为数字化资本主义的世界中，我们生活中的所有社会交往和娱乐生活都被技术所重新塑形，甚至我们的思维、写作和艺术创造无时无刻都不能离开电脑操作系统、各种复杂的系统软件和智能手机中的app。斯蒂格勒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感觉将被模拟现实的数码显像、触觉传感器所取代，一种新型的数字化机器式的“狮身人面兽”将根本改变生命存在的再组织。今天，人们发疯般地建设大量高速公路和高铁，铺设无数网线和电信中继站，并没有改变人们的出行不便和信息的质性贫乏，生产机械化和自动化没有让人减轻劳作之累，反而增加了自身贬值和心理崩溃。知识内爆的结果是真知的毁灭，媒体对生活的操纵已经生成一种新型的暴力。最可怕的是技术对遗传的直接操纵，这使制造被克隆的“假人”成为可能，这将是人类本身毁灭的开始。
也是针对数字化资本主义世界中发生的新情况，他提出要接着马克思的批判线索建构“新政治经济学”。斯蒂格勒说，他所要做的就是要关注数字资本主义对人类的意识进行编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更重要的，斯蒂格勒并非一味地批判与否定，他也努力将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消极的技术转换为一种改变自身的药学（pharmacologie）。也就是将被数字资本主义畸性塑形的当代技术颠倒过来，积极地建设一种新的经济模式——贡献式的经济（Economy of contributions）。这种新经济的参加者通过对技能的投放以及在团体中的参与，完成区别于伪需要的特殊性（particularité）的生存独特性（singularité）——个体化（individuation，西蒙栋语）。斯蒂格勒在法国成立的组织（Ars Industrialis）集合了不同背景的人士例如工程师、哲学家、经济学家等，他们联合研究并努力寻找一种新的工业精神。2006年，他在巴黎蓬皮杜中心所成立的创新与研究中心（Insititut de Recherche et d’Innovation，IRI）和一些工程师、编程人员发展了不少以合作为主题的软件，包括音像材料的合作性注记（annotation），建基于维持（Twitter）的辩论平台，等等。这些都是在尝试去探究后工业社会发展的前景，以及科技的解药性，进而引导一种新的个体化，从根本上超越数字资本主义的奴役。
《社会科学报》总第1509期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