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田英敬:致敬貝爾納爾・斯蒂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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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 solemn(渣译,求指教) 校 | 郑媛(早稻田大学) 斯老师曾在中国美院研讨班上提到,他很早就去日本讲学,了解日本要比中国多得多。 而石田英敬就是他在日本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在这里回顾了斯蒂格勒的日本工作。

 

石田 英敬

(東京大学人文科学艺术学院讲座名誉教授、巴黎十大符号与信息学博士,曾任東大图书馆馆长,主编了贝尔纳尔・斯蒂格勒《技術と時間》日语版三卷。

2016 年赴同济大学、中国美术学院演讲《知识的数码转向:人文学院的未来》《做梦的权利–数码时代中梦的解析》《未来网络的未来》

2020.08.22

 

斯蒂格勒 2015 年在日本


1. 夏日里,突如其来的死

当我在这里落笔写下对斯蒂格勒(Bernard)的回忆时,一直泪不能止。

在以阿兰-傅尔尼叶(Alain-Fournier)的《美丽的约定》(Le Grand Meaulnes)闻名的小镇艾皮纳伊-勒-弗勒里艾勒(Epineuil-le-Fleuriel)上,在夏日的艳阳下,你突然消失在了黑暗中的另一端。我无法让自己相信。

为什么?就这样消失在世界的另一头,实在是太突然了。“英敬先生,啊,很高兴见到你”(Hidetaka, ah, je suis enchanté)熟悉的声音还在我的耳边回响。

过去整整两个星期,我都在想这个问题。

而现在,我觉得我开始理解一点了。

你是自己从这个世界消失的。

你化身一个魂灵、幽灵(Spectre、fantôme),在那个月夜,最终走进了死亡的地道里的漆黑之中。

是在重读《永远在冲扰之中》(Dans la disruption)第 12 章“38 年后”的第 91 节“阿米替林与书写”(Laroxyl et écriture。译注:阿米替林是使用最广的一种三环类抗抑郁药)记述的 2014 年 8 月的事之中,我才终于明白了:

(2014 年)8 月初,距离艾皮纳伊-勒-弗勒里艾勒的第 4 年度夏季课程‘为了对人类学的一个新批判:梦、电影和大脑’开始还有 3 周,我越来越对死亡着了魔,也就是说脑中总是想象自己的死,想一死了之,几乎夜夜都被这股自杀冲动的纠缠所惊醒,

(译注:“Au début du mois d’août, trois semaines avant de commencer la quatrième académie d’été d’Épineuil-le-Fleuriel, « Pour une nouvelle critique de l’anthropologie. Rêve, cinéma, cerveau23 », de plus en plus obsédé par la mort, c’est-à-dire par ce que je projetais comme étant ma mort, et celle-ci comme ma délivrance, m’éveillant presque chaque nuit hanté par cette pulsion suicidaire.”

见 Dans la disruption: Comment ne pas devenir fou?, Paris, Les Liens qui Libèrent, 2016)

一天大半夜,“我”更是驱车 200 多公里来到拉雪斯奈诊所(Clinical La Chesnaie)看病——19 岁时,“我”曾因精神异常(狂気の発作)在此就诊……

(译注:“Je pris ma voiture et parcourus les deux cents kilomètres qui séparaient Épineuil de la clinique de La Chesnaie, que je n’avais jamais revue après ce qui avait tourné à la cure de sommeil puis aux psychotropes”,出处同上)

我重读了这一段的详细记述。

从这里开始,他谈到了语言学、无意味(insignifiance,译注:见《永远在冲扰之中》第 93 节)、书写、现象学;也许,同样的事在 6 年后又发生了,还是在这一年 8 月的同一个时期。而这一次,你没有回来。

啊,你是想说什么呢?3 周后,在 2014 年 8 月 20 日的课“梦、电影和大脑”,我也在东京通过 Skype 参加,并讨论了“对弗洛伊德的回归”。(译注:见视频)你当时也很满意于对弗洛伊德的阅读。

最后,我觉得我好像明白了。

书写、药学(pharmacology),和死亡。

你不是在一开始报道上说的 8 月 6 日死的。你是在 8 月 5 日半夜(那几乎是个月圆之夜,pleine lune)步入冥界的。

就像伊纪杜尔(Igitur),你带着一个叫书写的药,走下了马拉美、赫尔德林和尼采踏过的那条坑道。我和你聊过马拉美、布朗肖和弗洛伊德,大概知道如何下到冥界的。

(译注:伊纪杜尔是马拉美写的故事中的一个孩子,一个古老的纯粹种族的后裔,厌倦了灵魂被钉在时钟上的生活。午夜,他轻轻一掷骰子,产生了惟一的点数,把偶然变为必然。于是他的灵魂控制了时钟,他的感官不再有任何偶然,实现了种族纯粹性的预言,最后,他躺进坟墓里祖先的灰烬:“虚无走了,一座纯洁性的城堡遗留于世”)

我总是把斯蒂格勒当作我自身存在的另一个卓越的我: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两个一起”(nous fûmes deux, je le maintiens)。

(马拉美《为戴泽特所赋短章》[Prose pour des Esseintes]。译注:中译从《马拉美全集》第 65 页,葛雷、梁栋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年)

我们本应该还在互通今日世界的现在时,用今日世界在当下的第一滞留(译注:日语“第一次把持”,即 first retention)来构建互相的写/读的意识,可从今以后,要想把你的第二滞留(译注:secondary retention)——即你的意识带回当下,只能以你留下的第三滞留(译注:tertiary retention)作为线索了。

于是,作为悼念的工作,我只能得对自己再配置一个跨个体化(日语“横断的個体化”)了。

就好像在当下的意外中丢失了一部分身体那样的幻肢体验,我的意识还不能接受这个变故,仍然试着把你当成另一个自我。这暂且需要一些时间。

你的哲学正是起于一个意外,可非要如此突然地打断这个尝试吗?还是只是要悬置(Epoche)这个陷入疯狂的世界?在我们分享过的马拉美的诗中,死是“湛湛清溪与死神争讼千古”(Un peu profond ruisseau calomnié la mort)这样,轻易就能超越的吗?

(译注:诗出《魏尔兰墓》[Le Tombeau de Verlaine],中译出处同上,第 100 页:“这怨声如湛湛清溪与死神争讼千古”)

在艾皮纳伊-勒-弗勒里艾勒,夏日的阳光仍照耀着花园吧。(过去)推动水车转动的小溪今天依然流淌,而地理大发现時代为造船桅而种、却因为蒸汽船时代到来而失去用途的橡树得以继续生长,成为茂密森林,如今树冠直冲云霄。

如今已经没有用处了,但随着蒸汽船时代的到来还是继续生长,让树冠直冲云霄。

是你,在一场意外中开始了哲学,而最后也是被一场意外突然中断了。在这个人生的篇章中,不断地提出了药(Pharmakon)的问题,不管是吃抗抑郁药还是书写,但对于写作者,文学和哲学自然而言,是对存在的挖掘工作,首先就与死亡如影随形——在这个平庸的时代,生活的常识往往被遗忘,而你却把生活的哲学推向了极限。你是要分枝(bifurquer)到新的高度啊。

为什么你不为了这个世界再多活一点?有什么我可以做的,能让你在这里待久一点吗?是的,我很后悔。

(我们)最后一次通邮件是在 6 月,在前一份邮件里,他写了对柄谷行人的著作的看法(在去年 [指 2019 年] 巴黎的一个研讨会上,柄谷行人的演讲是关于《世界史的构造》的)。于是,当问及他在读什么,他说读了《世界史的构造》《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Transcritic)的英译,并写道“非常令人印象深刻”(très impressionné)。

顺便,这篇悼文是我写给人们看的,不是召唤魂灵到舞台上的独白,所以接下来我要转到听众这边,来书写向不忍与斯蒂格勒分别的辞令。

 

2. 相会

我与斯蒂格勒第一次见,那是四分之一个世纪前了。

95 年 11 月,在駒場举办了“日法媒介学(Mediology )研讨会”。从法国来的是三位:黑吉・戴布哈(Régis Debray)、达尼艾乐・布侬(Daniel Bougnoux)和斯蒂格勒。当时《技术与时间》只有卷一刚刚付梓,但他已经在最前沿的、著名的贡皮艾涅技术学院(Université de technologie de Compiègne)任教,并且在参与密特朗国家图书馆的工作时写了论文《阅读的时间和记忆的新工具》(LES TEMPS DE LA LECTURE et les nouveaux instruments de la mémoire),同时在“非物质展”(Les Immatériaux)、“未来的记忆”(La mémoire du futur)这两个展上的工作也使他广为人知。在研讨会上,他讲的是关于柏拉图的《美诺篇》。

那时,我是(東大)駒場的教师,而且我都忘了怎么申到会议经费的,反正什么下属都没有,所以就住在(東京都)本郷町最便宜的山上会館。山上会館的午饭之难吃臭名远扬,但与这三位能言善辯的人对话真是太美味了,而克里斯强・麦茨(Christian Metz)的电影符号学又一次成了两位媒介学界的符号学否定派的靶子。斯蒂格勒说,如果你从基础来过,是可以复兴电影符号学的。在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山上会館用过午餐,所以山上会館的午餐成了我的一个很好的回忆。

有趣的是,研讨会后,我们去渋谷喝酒,然后回本郷,结果本郷校区似乎在晚上把赤門(译注:一个大门)和正门都关了,得翻过有 4 米高的铁栅栏。回住处的时候,他们三个都笑了:他们一个是格瓦拉的前革命战友(译注:指戴布哈),一个是登山家(译注:指布侬),还有一个是前银行抢劫犯。

后来,斯蒂格勒出版了《技术与时间》卷二。96 年 3 月,我在巴黎八大负责一个繁重的课程。我们和他的前女友(我在想要不要写这个,记得她是雕塑家)在拉丁区吃了晚饭后,他住在贡皮埃涅那个方向,于是告别时就给我叫了辆车。

我手写的字都没法看了。

他说。不过,他的确写了很多难读的字,对此贡献良多。他得到了法国视听研究院( Institut national de l’audiovisuel)副主任的职位,但他说有好几年都没能好好写本书了。他聊到了马拉美、布朗肖,还聊到了电视。NHK 电视台当时有了所谓的高清电视(HDTV),可他说这在数字时代行不通。那时,他还出版了与德里达合著的《电视的回声影像学》(Échographies de la télévision)。

97 年秋起的一年间,我来巴黎进行一项海外研究,而这次又是三个人一起碰面,在巴黎七大门前的餐厅吃了个饭。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卡霍丽尼・斯蒂格勒(Caroline)。吃完饭,我们去了后面的公寓的院子,聊了聊什么样的建筑布局好。他们两个看上去挺幸福的。

我们就是这么认识的。至少在我看来,我在斯蒂格勒身上找到的是一种兄弟情谊。我和他认识不久,但感觉他就像认识我很久一样,很快我们就成了朋友。大多数的情况,重要的朋友都是这么来的。斯蒂格勒是我少数几个不一般的朋友。我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才慢慢意识到了这一点。

 

3. 青春時代

斯蒂格勒比我大一岁。

大多数他的具体的传记事实都来自他的著作和媒体报道,但他其实出生于巴黎一个郊区——萨尔塞勒市(Sarcelles) 。作为家里 4 个孩子的老三,他的父亲是电气工程师,为法国广播电视局(ORTF)工作,而母亲是银行职员。他是法国“黄金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这也是日本的高速发展期。译注:指战后 1945~1975 年的法国)婴儿潮的一代。小时候,他学习很用功,是一个对兰波、波德莱尔感兴趣的文学少年,也是喜欢绘画、音乐、尤其是现代爵士乐和戏剧的文艺少年。然而转到另一所学校后,他的人生逐渐偏离了标准路线。作为高中生,他参加了极左运动。对我们这代人,这是常见的一个人生轨迹。

1968 年 5 月,当他在圣-米歇勒堤岸的吉拜尔青年书店(Gibert Jeune)找莫里哀的二手书时,催泪弹和街垒战已经在索邦广场上打响了。他在拉丁区奋战了三周,但他从未对 16 岁时身处五月风暴的中心引以为傲。此后,他加入了共产党,没参加毕业会考(译注:相当于高考)就退学了。

19 岁时,他就做爸爸了,得为他的小女儿讨生活。(芭尔芭哈・斯蒂格勒 [Barbara] 现在在波尔多大学是一个崭露头角的哲学家了,干得很棒)

生活困顿的他养了一头羊,尽管没做过羊倌,也干得不错。可在 1976 年的干旱中,他放弃了养羊,买下了图卢兹的一个餐馆,转手卖掉,又盘下一间爵士酒吧,取名“泡沫人生”(L’Ecume des jours)。他自己经营的路子走得很成功,还在酒吧与现象学哲学家谁哈尔・格哈奈勒(Gerard Granel)交了朋友。然而,时任总理巴合(Barr)的紧缩政策和警察的骚扰中断了银行借贷,使他的生意几近崩溃,从而让他走向了抢银行。这就像是一个波瀾万丈的人生的开头,拍成电影都不用改编。

我想我和斯蒂格勒都非常感同身受的,是 1970 年代的生存状态;像他说的那样,那是一个“枪杆子的年代”(les années de plomb。译注:法国、意大利等国充满政治恐怖主义的时期)。年青人的探索一走到底,就会发现这是个非常闭塞的世界,可以说是“晴空乱流”(译注:air pocket,原指飞机遇到气阱而骤跌,这里应是指在社会中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时代。他和我都有通过思想的尝试,在那个对现在仍有影响的可怕的时期里,尼采式地疗治自己的经验。(至于我的疗治经验,可以点这里 [译注:这是作者对德勒兹的《尼采与哲学》的评论])

四壁徒墙的五年牢狱生活,造就了哲学家贝尔纳尔・斯蒂格勒。如今这已广为人知。有一天,他开始打听能不能在狱中学习,当然这在日本的监狱是不可能的。当时的答案则是可能的。但他说:

现在也许是不行了。我可是很顽固的。

他说他绝食抗议了三周,才获得了一个单间。你可以在两个月里不用和任何人说话。

据我所知,是格哈奈勒送来了“阿里阿德涅之线”(Ariadne’s thread。译注:希腊神话中忒修斯在迷宫中的生命之线,比喻走出迷宫、解决复杂问题的线索 ),而关键在于他领悟了这一点。在当时的 1970 年代,监狱中展开了福柯发起的监狱情报组(译注: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旨在为被关押人员提供声明他们的要求的路径、收集整理监狱日常运作的信息,改善犯人的人权状况)运动,还有一种反叛现象,而且当时监狱搞改革,这才使得他能在狱中学哲学。也许是后 68 社会才使之可能。他反复提到,狱中生活成了一座现象学实验室,悬置(epoche)了整个世界,而他每个早晨都从读 30 分钟的马拉美开始。

保释出狱后,他在在德里达的指导下写了博士论文,并参与了利约塔(Lyotard)的“非物质展”,还被任命到了国际哲学学院(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以及贡皮艾涅技术学院的研讨班;斯蒂格勒的起点,就是后结构主义的先行者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之外开花结果之“作”。这是“意外地哲学思考”(译注:原文“偶然からの哲学”,意义接近斯蒂格勒的书名“Philosopher par accident”),开头有如奇迹。

 

4. 在 21 世纪“一起做哲学”

与斯蒂格勒的合作始于 21 世纪初,回想起来就像一场梦。

这个世纪第一次访问他,是在 2004 年(译注:3 月)《技术与时间》卷三出版后,为了日本放送大学的特别课程,当时斯蒂格勒已是法国声学与音乐协调及研究学院(Institut de Recherche et Coordination Acoustique/Musique,IRCAM)的所长。

之后见到他,他又成了蓬皮杜中心研发部部长。后来他创立了研究和创新所(Institut de recherche et d’innovation,IRI),并发起了艺术-工业协会(Ars Industrialis)。

我们在一起做了很多事,无法一一详述。今后将以专著总结这些工作、理论的内容,恕不此再赘述。

当时我自己也参与了东京大学信息学环(译注:英文名称 Interfaculty Initiative in Information Studies,环有别于一般的系,注重跨学科的知识融合)的创建,而且我也通过各个 COE(译注:英文全称 The 21st Century Center Of Excellence Program,日本 2001 年开始的研究补助项目)活动的发展来推广一些研究项目,于是开始了与 IRI 有系统地合作。以 IT 为基础的哲学、人文学科的一个强有力的联盟形成了,从而引入了许多不同的实践知识(know-how)。联合研讨会,研究员互访,与私企联合创建项目,基于媒体的索引、注释的软件“时间线”(Lignes de Temps)来建设一个批评环境,等等这些,我觉得真的都很有意思。而没有斯蒂格勒和 IRI 的陪伴,我们是办不到的。

据我所知,斯蒂格勒来过这几次日本,让我一一列举:

  • 2005 年 5 月 12 日,“技术与时间:贝尔纳尔・斯蒂格勒的著作”
  • 2007 年 5 月 7 日,国际会议“无处不在的亚洲媒体转型”(Ubiquitous Media Asian Transformation)上的演讲《什么是爱好者?》(译注:斯蒂格勒提出在研究领域以 Amatorat 的称呼代替 amateur [业余爱好者],以避免可能造成的贬义。另,日本影评人蓮實重彦也参会了)
  • 2009 年 5 月 “什么是媒体艺术”(What is Media Art)藤幡正樹等参会(译注:斯蒂格勒对艺术家藤幡正樹的论述,见《“从黑夜中诞生了白昼”,是不完全的克服》

    藤幡正樹代表作《惊人的速度》 的海报

  • 2014 年 5 月 5 日,日本符号学会大会“杂交阅读”(hybrid reading)(译注:石田英敬为东京大学设计了电子书项目“杂交阅读”,试图网架化阅读)
  • 2016 年 3 月(12 日)数码研究讨论会上的演讲《数码时代的梦和权力》(Dream and Power in the Digital Age。译注:会议召开于東大,见日译
  • 2017 年 5 月“人工智能如何改变社会”(法使馆赞助)

此外,在 2011 年 11 月,我还请他来了东大信息学环在里昂组织的“灾难与媒体”研讨会,并在 2015 年 10 月邀他和首尔的高丽大学的金教授对谈。他在现代汽车的总部作了演讲。

至于我呢,2011、2012、2014 和 2019 年,我都在蓬皮杜中心举办的“新的工业世界的座谈”(Entretiens du Nouveau Monde Industriel)上作了演讲,所以我说我几乎每年都是来了就走。这是一段合作的关系。去年(译注:2019 年)11 月,我还与斯蒂格勒、西田幾多郎参加了两个联合会议。这也是走向新方向的第一步……

基于数码文字来做哲学的国际合作,就这样展开了。通过这些会议,我认识了很多同行,令我觉得在 IT 中付诸实践的哲学合作的一个管弦乐队,也就是斯蒂格勒说的一般器官学,已经建起来了。

我觉得那真是一段高光时刻。而且最近在平原社区(译注:Plaine commune 是斯蒂格勒在巴黎郊区的圣-德-尼省进行的项目)的社会实验也把目标指向了进一步的社会实践。

 

5. 思维之梦

最后,让我写一写我们的一些共同的回忆。

2005 年 12 月的研讨会后,我携夫人,和斯蒂格勒、卡霍丽尼一行四人去了京都。每次我和思想家、学者去京都,都要去一下龙安寺的石庭。

我特别喜欢石庭,1990 年代里还在硝石库慈善医院的夏尔可阶梯教室(Amphithéâtre CHARCOT, Hôpitaux Universitaires Pitié Salpêtrière)(弗洛伊德在那里上过夏尔可的课)给精神分析师们开过一堂关于石庭的课;可惜那天石庭没什么人,因为到了年末,那里的早上很冷,而我们又去早了。

我就在那默默坐了 20 分钟。

斯蒂格勒在许多场合反复讲过他的这个体验。

那个早上的庭院很特别。我感到时间过得很慢,仿佛体验到了“触摸时间”(時間に触れる),通过一个特殊时间,现象学式地还原了世界。

2008 年之夏,我待在艾皮纳伊-勒-弗勒里艾勒,和我的家人、还有卡霍丽尼一窥了那个美丽村庄的生活,而赶在截止日期前在书桌上用手写完成文章,也是一个很好的记忆。

到了 2010 年的冬天,我在年底抽时间和卡霍丽尼在穂高住了一阵,参观了一座老房子,还见了房屋的建筑师。

我的回忆止不住了……

《美丽的约定》的故事发生在艾皮纳伊-勒-弗勒里艾勒

最后,来写写一个思维之梦。

在斯蒂格勒的理论里,思维之梦一定是“(迟早)会实现的一个梦”。

即使现在你走了,我仍然认为你的大师之作(magnum opus)——全七卷的《技术与时间》是梦的实现。

我和你提过几次,我的一般符号学的项目是要成一本“书”,是我一直想写的堪与《技术与时间》比肩之作。你说,

我敢说这肯定是本杰作。(Je suis sûr que ça sera un grand livre)

就这样。我们再办一个研讨班吧?等你的《技术与时间》七卷出齐了。到时候,我自己的大作也应该完成了。我想再跟你聊聊我赶上了你多少。

那会是在 10 年后?可能届时我也不在人世了,因为我都已经是一个相当老的祖父了,但我的思维之梦应该能实现。即使作者在生理上已死,他仍像一个幽灵,就像能剧的角色,以为思维之梦总有一天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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