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 https://m.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1001/s00005/1506794007940
2011年10月，在OC（Occupy Central，现在被媒体称为占领汇丰银行）认识许煜。我在较早时期于营地短暂教授结他与非洲鼓，带中学生到现场交流；后来他讲礼物经济时我已经不常出现，中间没有连系上来。过了一段时间，拜读他的书评集《阅读抗争》、《占领论——从巴黎公社到占领中环》才整理出更清楚的轮廓。 2013年，他共同主理的文化组织DOXA举办名为《后占领：艺术、仕绅化、内战》为期两天的亚洲艺术／文化工业以及仕绅化的工作坊，邀请我讲述观塘工厂区的文艺生态。印象中其中一名（颇为挺资的）港大研究员发言后，许煜现场评价他「只说了一堆形容词，根本没有批判」，场面甚为尴尬。对我来说他不是一个「为搞而搞的学术人」，唔玩畀面游戏，是真正在发问的哲学家。
2016年，我入读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做研究生，算是他学弟；操德、法语的他则在德国吕讷堡大学任教。香港作为一个时差六小时的地方，香港时事，大家倒是追得很紧。我们的朋友梁颖礼因新界东北案入狱，他写信安慰道：「我老师（Bernard Stiegler）打劫银行，坐了五年监，在监狱里读完哲学学位，后来成为知名哲学家。珍惜监狱的安静，多看书，多思考。」东北十三子重判前两晚，我发梦自己与一大班朋友坐监，在里面作息定时，狂操体能，练到好像漫画《北斗之拳》的人物般大只，囚衣都谷爆晒。我们除了远距离观看香港腐烂而唏嘘，还有零距离在欧洲感受右翼复苏而忧虑。许煜一头栽进技术哲学世界，目的就是要发明新方法，重思全球化。
出版了《论数码物的存在》与《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后，许煜成了炙手可热的哲学新贵，飞来飞去演讲，访问不绝。编辑留意到他开始在西方哲学界走红，找我约谈；我说只能够问简单问题，复杂的，就不知他在说什么。因为认识，虽然不是哲学访谈，他也一口答应。刚从俄罗斯演讲回来，便相约在Skype作这次什么人访问什么人。
■ 问﹕黄津珏 ■ 答﹕许煜
问：适逢占中三周年，有没有新的想法沉淀下来？
答：我认识你也是因为社会运动，但你知道，这几年来我没有积极参与。占中期间与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法国《世界报》合刊了一篇文章，讲述占中和香港新自由资本主义历史的关系，文章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结果有些人不高兴，明明是民主运动，你批评什么新自由主义？关注点都被你扭曲了。问题的因果总需要弄清楚，但民粹主义无论左还是右都拒绝这样做。举例说，你要自由，又不会想资本主义有问题；你想反资本主义的，又不会从政治学的角度看问题。汇丰占领对我的影响很大，那几乎同时是希望也是绝望。在2000年前后，反全球化还是个首要议题，2005年在香港的反WTO很多人都看到，现在还有谁在谈反全球化？ 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2016年的黑夜站立，好像昙花一现，最后剩下的是天台农场、剩食回收。汇丰占领这种形式的反抗不是不重要，但有它的局限。可能我们需要另一种方法去理解资本主义和现在不断在转型的社会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我相信人文学科仍是重要的。
问：我现在靠的是facebook上朋友发或转发的资讯去理解现在的香港。你又怎样？现在你与香港的关系如何？
答：现在facebook也不是经常上，香港报章也不是经常看。近年多去中国大陆讲课和参与活动，反而从另一个侧面看香港。无奈的是，香港其实有很多优势，很多基础设施都已经发展好了，但这种优势似乎被一种保守主义逐渐地磨蚀。我这样说可能会挨骂，但你确实可以见到中国大陆有很多实验的机会，尊不尊重知识是个别的事，但尊重人才方面整体上是比较好。以前有人会觉得，香港是前殖民地，中西合璧，视野应该较广阔，现在听到也会脸红，中西合璧的例子你也只能举餐蛋面和鸳鸯吧。实验很重要，没有实验就没有新的东西出现，新的文化与文化进展都是来自实验和对历史的反思。
单边全球化与反动主义
问：之前在伦敦与你谈到香港引发的右倾现象，源自「被扭曲的全球化」，可以解释一下吗？
答：我尝试论证到目前为止，全球化一直都是单边的全球化，它主要是基于技术上的差异（就好像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现代化）。技术上的差异即是有一方比较先进，他们输出产品，产品附带着许多意识形态与社会规范。但你发现这个技术上的差异是不断被消除的，在消除的过程中，输出方面的优势就会逐渐被弱化，那样就会产生反动意识。现在美国的新反动运动（neo-reactionaries）以及另类右派运动（alt-right）都是这种单边全球化走到尽头的结果（这跟德国威玛时期的反动思想的因由是不同的），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Brexit就是make Great Britain great again。 Donald Trump的例子更清楚，因为他不断指摘中国拿了美国很多着数。而在Trump的竞选过程中，他声言要把在中国的工作带回美国，怎样做到呢？就是在美国境内实行自动化生产。因为中国的自动化已经发展到一个位置，就是美国绝对的技术优势已经动摇了。如果我们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放回香港与中国的关系，是一样的。这些反动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基于拒绝启蒙运动的普世价值，但他们就好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所说的「苦恼意识」（unhappy consciousness）一样，意识到矛盾又无法超越。我们见到，右翼在拒绝普世价值，左翼在肯定普世价值，被人骂成「左胶」。我认为必须超越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甚至比右翼走得更远，也就是从肯定差异而发展出共同；但最关建的问题是如何切入构思另一种全球化，这对我来说是技术的问题。
想怎样转化现有技术？
问：早前Pirate Bay创办人Peter Sunde说互联网失败了，现在能做的只是减低破坏，你有什么想法？
答：这个说法完全错误。互联网在九十年代普及时很多人把它看成乌托邦，尤其是「安那其」，将它看成是没有阶级秩序的空间。近年来，随平台资本主义（如facebook、Uber、Airbnb等）的出现，「敌托邦」已成无可否认的事实。但重点不在于如何破坏以及反监视，而是怎样把技术重新居有和转化。何谓将技术重新居有和转化？我举facebook作例。任何一个软件、一个平台都有它自身的认识论（Epistemology）。有一种认识论，也就会有其他的。 Facebook的认识论是怎样的？它怎样让你认识社会关系？就是画两点中间穿一条线。社会心理学家莫雷洛（Jacob Moreno）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是这样理解社会网络，「集体」（collective）就是很多点连着很多线。但你知道「集体」不止是这个意思，人类社会不一定是由社会原子（social atoms）开始，不一定是N个个体然后他们有了以物易物系统才诞生「集体」。莫斯（Marcel Mauss）说礼物经济（Gift Economy）时，一开始便指出，这种个体之间的交易是「经济的最初状态」其实是个假象。因此问题就是在facebook提供了一种认识论的时候，怎样去用现在掌握的技术去发展其他认识论。其实可以有很多这样的尝试，好像我早几年在巴黎有一个研究项目，我们发展了一个基于群组而非个体的社交网络雏形。那是2012年，公众都不是太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就不同了。好像上星期我在俄罗斯提出了，莫斯科的一个知识分子媒体又来访问，现在外界有很热烈的回响。因为以前大家都假设了它的必然性，人的关系就是两点一条线，但这些都必须被质问。所以，我们不止是要去减低破坏，而是要想怎样去转化现有的技术，这个很重要。
另外，我们也需要回到什么是技术这个问题，这也是我在《论中国的技术问题》一书对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的回应。这本书的德文版和中文版会在明年出版，我期待更多的讨论。如果我们看现有的技术，好像技术是普世性概念：无论你是中国人也好，希腊人也好，用的都是同一套。我也听过一些中国哲学家用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来解释中国技术的源头，那是完全的失向（dis-orientation）。我尝试指出的，是这里有一个康德的二律背反（Kantian antinomy），就是「技术是普世的」论题，因为技术是记忆的外化（exteriorization of memory），器官的解放（liberation of organs），人类学而言这个就是成为人类的过程。而它的反论题就是「技术不是普世的」，每种技术背后有它特定的宇宙论作为它的知识型，例如我们没办法用古希腊的technē去解释中国的技术。里面不可化简的是什么？它们可能出于偶然，但在历史过程中成为必然。如果技术之间存在着不同化简性，那各种技术都有着不同的系统性的思考，我称之为这些为宇宙技术（Cosmotechnics）。我希望非欧洲文化可以通过梳理这些技术思想来重新思考对现代技术的居有，克服一个单一化的技术未来。在这种单一的未来的想像里，地缘政治只是在竞争谁早点到达技术奇点，像《人类大命运》描写的荒诞的「神人」（homo deus），背后其实是矽谷意识形态：超人类主义、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智能城市……最后是彻底的去政治化，因为超级智能可以做所有的规划。
中医的宇宙技术
问：我有读过你的《论中国的技术问题》，第一样想到的是中医与西医的问题。
答：我用中国作为例子来解释宇宙技术这个概念对克服现代性的意义，但不止是中国，所有的文化都可以而且必须重新发现它们的宇宙技术，我现在跟印度以及南美的学者讨论这个问题。中医是个好例子，好像古中国的宇宙论，中医也会用到一些术语，如「阴阳」，如「气」、「五行」的概念。所以中医是一个很重要资源去分析我所说的中国的宇宙技术。西医基于不同的认识论，与中医的不一定相容，两者也不可化简，就算古希腊医学也有把脉，但跟中医的相去甚远。现代化是怎样的过程？其实是同步化过程，即是所有事情必须化简成同质性的规格。你去化验中药里面的化学成分，然后与西药比较，就是同步化。如果我们想避免单一的技术未来，同时拒绝一种黑格尔式的世界历史，我们必须要重新处理技术历史的问题，想像可分支（bifurcate）的未来，以另一个框架来重新居有现代科技，而不止是否定它。当然这需要很漫长的努力，可能要几代人才能完成。
连结运动创造新知识
问：现在东亚地方开始建立自己的安那其连结，第二届名为No Limit的艺术行动刚结束，日本哲学家柄谷行人也在这个连结中活跃起来。之前与你倾谈时提到一些建议，能否再讲述一次？
答：我没有参加，不知道那具体是什么，不便评论。我只能说我自己的想法，对我而言连结运动最重要的是知识的生产。我们必须在连结过程中创造新的知识，而不止是一起打边炉饮啤酒，你记得我们的朋友日本社会学家樋口拓朗虽然也是素人之乱的一分子但他很批判快乐抗争。我们四年前举办士绅化的讨论会，无非也是想要处理艺术和抗争之间的辩证性关系。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面提出「自由人」（freeman）的说法，什么是「自由人」？大概就是说你早上钓鱼，下午打猎，晚上可以辩论时政、哲学。柄谷行人因为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以及《资本论》提出了自由人的联合，所以说他也是安那其，但他没有深入探讨马克思说的「自由人」是什么。马克思自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写到工厂的自动化，减少了必要劳动，却增加了剩余劳动，他提出的辩证是如何把剩余劳动扬弃（sublate）为「自由时间」（free time）。什么是「自由时间」？马克思说对他而言「自由时间」不是傅立叶（Charles Fourier）说的游戏玩耍，而是休憩时间与高等活动（higher activities）。什么是高等活动？就是科学、技术、人文等知识的生产。不是生产一种被边缘化的知识，而是生产一个可系统化的知识，或者将被边缘化的知识转化为可居有的知识，它能容许我们去回应目前出现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在辩论，说自动化生产已经出现，我们进入了后资本主义，但我们怎样理解马克思百多年前说的话？自动化生产是否必然衍生出「自由时间」？当然不是。在2013年起开始在欧美流行的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提倡左翼不要漠视技术，不要满足于天台花园等无法规模化的抗争，而是重新利用现有技术，加速到完全自动化，就有可能瓦解资本主义获得「自由时间」，前者不是没有道理，后者是天真的。这个盲点我们一定要清晰理解，思考21世纪我们需要什么技术知识，抗争的场地在哪里。
■答﹕许煜，哲学家。任教于德国吕讷堡大学哲学研究所与数码媒介美学与文化研究所，曾在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及巴黎庞毕度中心创新研究所工作与授课。
■问﹕黄津珏，音乐家，艺术家，文化评论人。伦敦大学金匠学院音乐系博士生。
文﹕黄津珏
编辑﹕蔡晓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