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

转载自：http://www.ptext.cn/xsqy?id=304

法国蓬皮杜中心创新与研究所主任 贝尔纳·斯蒂格勒 著
德国吕纳堡大学 许煜 译

（原文收录于《“第四届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暨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7年6月，中国南京。）

一、这次讨论的工作计划

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的进化在各个领域壮观地肯定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所提出的假设，包括自动化，知识的经济功能的进化，以及价值关联式的转变。

在一八五七年，直至恩格斯去世的时候，要完善马克思所预期的进化的详细功能分析，还欠缺一些关键的概念，而这些进化在目前经由科技的资讯化以及计算式的转变正在具体化，这些科技主导了今天的固定资本的构成。我建议由以下的十三点来描述以及处方这个巨大的转变﹕

1、经由网络化的生产工具的固定资本，资本主义建构了一个物质化的知识型。这个知识型霸权式地重置了所有的计算的工具，将它们功能性地整合为统计的、测量的、模拟的、设计的、观察的、生产的、物流的、移动的、定向的、书目计量的、科学计量的、市场的、自我量化(quantified self)等的工具[1]。

2、资讯是这个知识型的变化的（allagmatique）[2]操作者，计算的技术完美地与以计算主导的资本主义同质，计算建构了市场以及所有的交易，其中包含了心理以及社会的生活。通过计算而形成的网络化的人工智能，正是建基于作为所有知识形式的基本范式的认知主义。

3、认知的知识型是一个反知识型﹕它的发展意味着一个普遍化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 [3]。大数据相关主义式的神话，例如克利斯‧安德森在《理论的终结》中所说的 [4]，是一个完美的例子来说明意识形态是如何被建塑，同时经由认知主义的范式以及市场营销 [5]，而后者本身便是网络化、模仿式以及计算式的。

4、认知主义者的反知识型施加了一种绝对的非知识（ “后真相”的时代）﹕它将所有的知识在计算中以及通过计算来溶解，如此它完成了虚无主义，也就是说将所有的价值都贬值了。具体化了的绝对非知识的反知识型作为固定资本將其貢献给了熵。思考（penser）它以便超越它，也就是说疗伤（panser），需要一种对黑格尔的新批判，同时也是对他的辩证的新批判，它涉及的是以一种药学来跨价值化，这种药学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的《斐德罗篇》、德里达的《柏拉图的药房》、以及德勒兹的《差异与重复》中找到 [6]。

5、这种绝对非知识的具体化的历史与人类纪的历史重叠 。而今天它破坏性的加速已达到极限，并证实为熵纪[7]。标记这个熵纪的是知识的退化，它被竞争取代之后，（也就是说适应系统以及由系统实现的功能的能力），跟之又被算法所取代；算法构成了固定资本的普遍化的自动化，引致了受薪者，罗斯福以及凯恩斯所说的就业的熔解，后者是源自于 “创造性破坏”的增长的条件。

6、创造性破坏的代价在于知识的破坏，导致了绝对的非知识，进而产生了熵纪，因为被破坏的知识正是劳动，通过后者，康吉萊姆所说的技术生活[8]形式关怀了它的自身的可能性条件﹕ 知识- 由生物学开始- 是一种关怀，在其中技术生命与它的技术及人工器官无可避免所产生的熵抗争，然而有生命的自然相反自发地（缺乏“知识”）保存了局部的负熵的能力。

7、熵纪是人类纪破坏性的呈现，它达到了生命力的极限[9] ，因为世界性的技术系统，也就是说网络化的固定资本功能性地短路化了所有的社会系统，进而短路化了所有的决议性的过程，以及所有它们所依靠的知识，以及所有它们所培养的关怀的形式（正义、法律、教育、文化、城市性等）。在生命领域的未日论，同时也是熵纪当中，资本主义面对了熵性的矛盾以及收缩，这是它纯粹的计算性的发展中所承载的，同时不断地败坏为混乱的位相，不同形式的社会退化是世界中随处可见的症状。

8、我们需要跳过这个熵性的状态，将这种混乱变成一个新时代的开放的分支，我们称之为负人类纪。进入负人类纪需要对知识（épistémè）和技术（tekhnè）之间的关系有一种全新重估，而重估的基础来自一种药学的理解，也就是说对于它的工业技术的转型的重估，马克思称后者为 “工业资本主义”或者 “大工业”，海德格尔则称之为“现代技术”以及座架（Gestell）。工业技术经由我们以下所称为的数码第三持存进行了普遍化的网络化（réticulation généralisée），它內里的网络以及数据的架构的设计是以股东获利为前提，固定资本变成了纯粹资讯性以及计算性的。

9、对于计算性的无产阶级化的绝对非知识的批判必须基于一种对信息理论的批判，因为它总是将资讯定义为一种可计算的讯号。当信息这样被理解的时候（主张每天都看报纸的黑格尔并没有意识到它的来临），它溶解了知识，虽然后者无法被简化为计算。在怀德海所称为的理性的功能里，综合的理性不会在分析的理解中溶解，而知识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是不大可能的（improbables）分支的生产者，也就是说它是不可计算的。这种对知识的理解只是在一个增长中的宇宙（univers en concrescence）才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被视为过程，当中生物通过创造在地性来延迟熵的增长作为失序的增长，然而技术生物（也就是说生产者，如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称之为生产者）通过对它的环境（milieu）的人化（anthropisation）来与熵作战，这令致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夏热带》[10] 结尾提倡将人类学取代为熵学。

10、生产者首先是他自己的器官的生产者，因此他是体外化的。对于体体化的存在来说，这里的关键是超越薛定谔指出的生物反熵特征的观点﹕在他对生物的分析中，他指出了后者通过生产体内化的器官（除了病之外），这是器官是自发以及全面地反熵的（anti-entropiques），也就是说可以将保存生物的完整性。对于体外化的生物，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外生物（exorganismes）来说，因此生产出来的器官都是人工品，它们所产生的新的熵的可能性，和负熵的新的可能性一样多。然而，我们必须分开热动力熵以及生物负熵的矛盾的可能性，也就是信息理论里所理解的熵和负熵的矛盾的可能性，当中的矛盾来自信息理论无法理解外生物以及它们的体外化器官的特殊性。这也是为何我们可以谈人／熵（anthropie）以及负人／负熵（néguanthropie）。

11、对抗人／熵化是负人类学的对象，它自身是基于对熵、负熵，以及反熵的概念的重新评估，而这个评估的基础则是来自阿尔弗雷德‧洛特卡（Alfred Lotka）在一九四五年发展出来的体外化的观点。

12、要克服计算性以及网络性的资本主义的人／熵的未日式的倾向，需要重构一种知识型，从被固定资本整合的第三持存以及它所造成的熵纪出发，产生新的形式的知识，也就是负人类纪的特征，自身构成了一种治疗性的处方的组合（经济性地配置了新的知识）， 以便将被平台资本主义所整合的机械的、模拟的、数码的第三持存的药的社会化（socialiser）。

13、这个计划首先要对平台资本主义的特征有仔细的分析。 它需要一种对于数据以及网络架构，以及下层的建筑原理的批判，来便来找到器官学的发明（invention organologique）的原则，它有益于负人类学潜能的强化，以及制约相应产生的人／熵的倾向。许煜的研究正采纳这种进路，而那些“加速主义者”却混然不知问题在哪里。

二、对认知主义的补充

随着概率数学在数据经济应用的最新发展，不同意义的认知主义[11]变成了新的计算主义。这正是新的网络化的人工智能所发展的，在去年十二月在巴黎庞比度中心发行的会议上，我们分析为人工愚蠢（bêtise artificielle），它是阿尔维松（Alvesson）和史碧沙（Spicer）所称的功能性愚蠢[12]的增强版，这正是认知资本主义的现实（Wirklichkeit）。

人工以及自动化的愚蠢是反知识型的具体化，它是由纯綷而直接的计算性（基于算法以及网络的）资本主义所构成的， 后真实（post-truth）的考验被强加为普遍化的去思维过程（dénoétisation généralisée），此后者来自普遍化的无产阶级化，特别是当我们进入人类纪，或者英国的《卫报》所称为特朗普纪（Trumpocène）的时候。

要在会议期间展开这些要点，我们需要回到三个问题﹕

·认知资本主义；

·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化、负力量（puissance du négatif）的概念，

·主人／奴隶（Herrshaft/Knechtschaft）的辩证

三、认知资本主义的药学

计算以及信息资本主义正是东尼‧内格里（以及其他作者）所称的认知资本主义。它来自超工业社会的数码化。数码化是语法化过程的最新状态，我们必须详细地研习。从一九九三年，随万维网开始而普遍的数码化，构成了西蒙东所称的缔合环境（milieu associé）。在这个缔合环境里，出现了两个矛盾的倾向:

·一方面，各范围的贡献式实践（这是自从一九八三年开始自由软件运动所展示的），它打破了一开始就存在于无产阶级化中，以及工业经济核心的结构性以及序列性的对立，包括计划、生产、消费等。

这种生产关系的转化是一种去无产阶级化，首先是由下而上的创新（bottom up innovation），然后是开放创新（open innovation），新的工作方式以及其正外部性（externalités positives）也出现了，特别反映在维基以及社交网上，超出了恩格斯以及马克思所分析的生产模式。

·另一方面，与之相反的是，这个技术-地理性的缔合环境，作为功能性的整合程序，吸纳了所有的人，它是一个极端以及普遍性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它将所有种类的活动简化为一连串的可用算法来处理的信息程序，这通过强度计算，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网络化人工智能等进行，它接近光速而且幅盖全球，它将我们在前面所描述为贡献性实践的逐点逆转。由万维网所实现的新的缔合环境对操作这个系统的贡献者所做的，就好像马克思在一八六三年到一八六六年的《资本论》没有发表的第四章所描述的，我们可以将工人这个字换成贡献者。

然而，当我们检查价值化过程的时候，所有都变了。在这里，它不再是工人使用生产工具，而是生产工具使用工人。有生命的劳动并没有在作为它的客体器官的物质劳动中被实现，而是物质劳动自我保持和增长，吸纳了有生命的劳动，以至它变成了制造价值的价值，运动中的资本。

这里我们见到了一种关系颠倒的重覆，这种关系我们不称之为有生命的劳动以及物质劳动或者无生命的劳动之间的关系，而是一方面第一以及第二持存、预存，以及另一方面第三持存、预存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颠倒的重覆正是一种新的药所引起的效用的特征。

固定资本的新的组织变得越来越复杂以及隐晦不明，很大部份的设备被像消费品一样“私有化”了，就好像，它以全球规模根据基建的组织来重新调整，而后者在人类纪中变成了生物圈式的﹕我们必须讨论的是模糊的或者软的，或者流动的资本，如果不是液化资本的话。

要超越熵纪，后者通过固定资本的网络化构成在功能上具生物圈规模的全球外生物，我们必须分析已变成有弹性以及可塑性的固定资本的药学双重性，一方面经过云端计算的高度中心化，另一方面经过体外化的器官的元分配化（archi-distribué），这些器官今天是智能电话，而如果我们相信伊隆‧马思克的Neuralink 计划的话[13]，那明天可能就是植入物。然而这一切需要重新回到药的问题，回到西方哲学的古希腊源头。

药的问题，如苏格拉底在五世纪未所提出的，是第一个对无产阶级化作为去个体化的理论化。知识需要药，因为它必须由差异的劳动[14]来外置化以及空间化（也就是说物质化）。通过这个分别，也就是思维的分别，构成第一以及第二持存和预存的知觉以及时间流[15]都被外置化了，空间化了，在内置化的过程中上上下下被重新组织了，而后者产生了知识。我们需要产生一种外置化，来容许一种内置化的到来，这种内置化如黑格尔所说的有两个“契机”：

·一方面，内置化如学习，也就是说将继承的思维活动内置化；

·另一方面，内置化如思维，也就是说如新的思维过程的第一契机（这是《精神现象学》中的 “感知的肯定性”一开头所说的），组成了我们和工业技术（Ars Industrialis）所称的跨个体化的路线或循环 [16]。

我不会进一步发展这一点，这是我的理论的出发点，我在其他许多地方都讨论过了[17] 。相反，我必须说，如果资本主义是可能的话，特别是在工业的形式中 [18]，也就是说它经过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计算来实现对所有经济功能（计划、生产、物流、消费）的逐步控制，这是因为所有这些功能都是经由多种形式的语法化的过程所形成，它是基于以下四种失忆的第三持存（记忆技术）﹕

1、书写印刷的第三持存（这是韦伯所描述的来自宗教改革以及具备相容性失忆的资本主义的条件）。

2、机械的第三持存（与瓦特的蒸气机的结合，沃康松的自动玩具变成纺织机，然后是一般的自动化机器，其中包括了巴巴治的差异机器）。

3、模拟的第三持存（容许文化工业的发展，以及经由它的消费者的无产阶级化，他们的社会知识以及阿玛蒂亚‧森所称的能力的剥削）,

4、数码的第三持存（它将所有东西都重新编码，将所有的经济功能转化，整合到实时运作中，这有赖于维诺在一九四八年所发展出来的反馈的（feedback）概念，然后具体化（从西蒙东和怀德海的意义上来说）成数据经济、智能化以及工业4.0，中国和新加坡都是巨形实验室）。

通过将第一和第二持存和预存的第三产业化（tertiarisation），无产阶级化也就出现了。这构成了﹕

1、《共产主义宣言》所肯定的，它将知识的命运描述成普遍化的无产阶级化，它摧毁了知识，将它转化为固定资本，也就是说第三持存的计算系统，它变得柔软，有弹性，可塑性，以及最后液态，也就是说思辩以及无法偿还的，它产生“液化”的代价就是将所有一致性的存在（consistances）的大规模以及系统性的摧毁。

2、《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前瞻性地分析了自动化的后果，而固定资本结构性动态地朝这个方向发展，它最终走进了崛头路，而现在只有劳动的革命才能来跨越它。（至于这个对于 “ 机器论片断”的理解是片面与否是很明显的﹕这正是这个会议所要提出的，就是有必要将马克思的理解推进一步，我们必须引进体外化以及负人类学的问题作为新的准则来超越熵纪）

所谓的认知资本主义同时承载着两种不同的现实﹕

·一方面，数码第三持存构成了资本的知识型以及作为知识型的资本，它是一种反知识型，因为作为超控制以及普遍化的无产阶级化的工具，它构成了一种资本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化过程的最先进的状态，也就是说知识的摧毁。

·由资本发展出来的数码第三持存，作为固定资本的新基础（这一点马克思并无法预见），正是一种容许扭转这种以事实治理的药，它可以建立一种新的经济的法治，这不必然是说有教化作用的社会公义，而是有必要找到一种新的经济理性，它可以引导一种劳动的价值化以及价值的重估。

最后一点必须经过尼采，但我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发展，或者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再回到这点。

四、甚么是革命？

从这些考虑出发，我们必须发展出三个要点，它们可以打开一种新的经济视野，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出口，而是要在面对同是崛头路的特朗普纪时刻，寻求在熵纪中打开另一条道路。这另一条道路，也是负人类纪的道路，如新的革命性计划，它可以为中国提供一种策略性的政治，包括互联网+，普遍化的自动化，智能城市，以及负人类／负熵的工业，基础是一种贡献性的经济，它建立在过渡往负人类纪的投资上。

以下是三个要点﹕必须全面地重新思考这些问题

·否定性的力量

·无产阶级

·被误称为主人（Herren）和奴隶（Knecht）的辩证

1、我们先从最后一点出发﹕Knecht，并不是奴隶（Sklave） ，而是通过劳动而发展出超越他的主人的知识的人[19]。他既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奴隶。事实上是资产阶级，首先是工匠，从农奴身份中解放出来，建立了村落，成立了城市，最后涌现了各种工业革命，间接地将资产阶级建构成革命阶级，如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里所描述的。将无产阶级当成Knecht，同时将它定义为否定的力量，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将自己禁固在对黑格尔的误解之中﹕如果无产阶级是被语法化剥削了知识，也就是说被机械的失忆的体外化，后者剥夺了这种知识并将它注入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中，然而在任何情况之下，这无产阶级者无法成为否定的力量和革命者来超越资本主义。

2、问题应该是通过贡献式地逆转来进行去无产阶级化，它不是一种辩证式地翻转，而是一种类因的占为己有，我们说的类因是德勒兹从斯多葛学派[20]以及尼采那里所理解的。

问题是类因式地将扭转书写的、机械的、模拟的以及数码的失忆第三持存的游戏，这些第三持存被数码以及它所实现的网络化功能性地整合起来（由协定与格式所容许的联合操作性 [21]），这个游戏变成了一般智力（intellect général）的基建，构成了思维的新时代（我们在这里必须指出思维被实现为康德和怀德海意义上的理性的功能和官能的体外化过程，这是我在二零一六年十月份在柏克莱的研讨会上所论证的 [22]）。

组织一种基于去无产阶级的经济，或者说贡献性经济，正是我们现在在巴黎以北的郊外的塞纳-圣但尼省，一个拥有四十一万居民的区域所做的实验，它想要做的是将劳动价值化，特别是当就业作为工资的向量（凯恩斯视之为增长的功能来应对福特泰勒主义）已被马克思早于一八五七年所预期的进化所质疑的时候。

3、这种进化的唯一可能性在于，基于新的知识型以及认知论的基础上重新发展数据以及网络的架构[23]，后者构成了平台资本主义，如班雅明‧布拉顿[24]所分析的 。我在庞比度中心举行的Next Leap[25]项目的一个研讨会上所论述的，在这里我主要指出以下两点:

·一方面，这种固定资本的另类设计正在瓦解，它本來可以成为一个多元的地域化的贡献性平台，构成知识的合作，重读洛特卡[26]对斯密、乌尔（Ure）以及马克思的理解，也就是说，通过以生物学以及超生物学的（extrabiologique）角度来重新激活《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命题，而关于这点我们必须经过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Nicholas Georgescu Rœgen）的分析[27] 。

·另一方面，价值必须整体地被重新定义来投放进负人类纪，这样后者可以从新的知识理论出发构成外器官生命的功能，如康吉拉姆定义生物学在技术生活中的角色一样，它生产的不只是负熵来在地地对抗熵流，后者来自宇宙扩张的过程（这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中所排斥的，我在二零一六年在南京的研讨会也讨论过），然而负人类／熵，因为关照体外化器官来限制它们的人类／熵的效果，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化的效果，来增强负人类／熵的效果，其相对的是知识。

至于这个，我们必须通过将学院的器官完全地重新架构化来开始，好像尼采在不同的文章中所勾勒出来的[28] ，我们现在在共同体（Plaine Commune﹕注巴黎以北的圣丹尼省的一个地区）用这些贡献性的注解平台也做的，我们也会用来编辑我们这次会议的内容。

五、结论

固定资本以及一般智力的问题因为对于第三持存的问题的忽视，而缺乏记录以及理解，这也是为何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册中的主张比起《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要落后，特别是他谈到蜜蜂与建筑师的时候﹕这也是我在《自动化社会》最后一章尝试指出的。

如果我们想要跟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假设，并且从当下的现实出发的话，问题不是无产阶级者作为否定的力量，而是药的逆转作为正面的力量，这个逆转的关键在于形成一种新的疗法，也就是共产主义经济。或者说 “肯定的逆转”比“正面的逆转”更佳，因为正面仍然落在正与否的相反的辩证里面，也就是说形而上学。“肯定”构成了另一个问题，那是尼采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必须借助尼采，特别是基于以下原因﹕

·一方面，纯粹的计算性的资本主义完成了虚无主义，

·另一方面，它通过不同的方式将虚无主义变成负熵的平均化。

马克思主义将观念主义者的黑格尔式辩证逆转，但是因此也保持了它形而上的特征﹕因为忽视了药学以及悲剧的维度，意识不到问题不在于否定的力量，而是将固定资本逆转为去无产阶级化的可能性，后者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所描述的自动化的逻辑来实现，但却被黑格尔主义者，以至最后，马克思主义者哲学的维度给阻碍了。

认知资本主义其实在要求以及开启一个去无产阶级化的革命性的运动，要不然就不是内格里以及维切朗尼（Vercellone）所说的“认知” [29]，然而同时，面对由纯粹的计算性的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普遍化的无产阶级化的其实现状，这个事实并非仅仅如此。它并不是一种新的法治的目标，可能是因为要重新质疑 “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力量”（我们称之为工人阶级，或者劳动者，它常和就业和受薪混淆在一起），这是一个巨大而且沉重的操作，而首先我们必须重新质疑统治／奴役（Herrschaft/Knechtschaft）之间的辩证。

统治／奴役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辩证的关系，而马克思和黑格尔都错过了对于第三持存的思考；在这个误解背后，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甚么是知识型？如果事实上是Knecht作为生产者产生了知识，而哲学却经常提出说是主人想要空闲的时间（希腊文﹕skholè，拉丁文﹕otium.）今天资本主义呈现出来的知识型是否定的，以及构成了一种绝对的非知识，也就是说一种反知识型（anti-épistémé），以及一种毒性的末日式的极限，它产生了熵纪以及特朗普纪，因为它将知识当中无法计算的都溶解在计算当中。这无法计算来自容许分支（bifurcation）的负人类学潜能，它给予我们可以走出变成特朗普纪的熵纪的希望，而这是一场思维对抗去思维（dénoétisation）的仗的关键。

去无产阶级化，也是去重新建立一种总是有限的、多元的、分布性的、非单纯的知识，因为它是药性的，暂时的，负人类学的，也就是说总是在人类／熵性的教条形式下生成为一种非知识，它的重建基于贡献性经济以及负人类／负熵的政治。

注释

[1] 西蒙东所形容的 “功能性整合”是具体化的过程，这也发展成了西蒙东所称的缔合技术地理环境（milieux technogéographiques associés），至于这个概念在西蒙东之后的最新发展请参见﹕《重予世界以魅力》、《自动化社会》、《在颠覆中》、《超越熵纪》。

[2] 请参考西蒙东《在形式和信息概念下重新思考个体化》, 译注﹕希腊词allagma意思是变化或变异，Allegamatic的思考同时包括了结构和过程，结晶是一个结构化的过程，而结构又可以重新变成过程，后者是一种调控（modulation）。

[3] 详见《自动化社会》的第一章我以格林斯潘为例的发展。

[4] 请参考 《Wired》编辑Kevin Kelly的回应，以及我在《自动化社会》对此的评论。

[5] 关于意识形态以及市场营销之间的关系请参考《民族阵线的药学》。

[6]关于德勒兹和药学，请参考《震撼状态﹕二十一世纪的愚昧与知识》。

[7]请参考 Ch. Bonneuil et JB. Fressoz, 《人类纪事件》（法﹕Seuil, 2015），《人类纪震撼》（英﹕ Verso, 2016）。

[8]请参考康吉莱姆《正常与病态》、《生命的知识》。

[9]如跨政府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以及更大规模的科学家团体所说的。

[10]详见克劳德‧列维-史特劳斯，《忧郁的夏热带》，我在《自动化社会》以及《在颠覆中》也有评论。

[11]认知科学是建基于图灵机，也就是说计算主义，而以神经元网络为原形的联结主义，人工生命，多智能体系统及神经科学等，都在不同的程度反对原始计算主义者的简化主义。

[12]详见 « A Stupidity-Based Theory of Organizations »,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Volume 49, Issue 7 November 2012 Pages 1194–1220.

[13]参见 https://www.neuralink.com/

[14]这是从德里达的意义上说的，而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黑格尔。

[15]这些词（持存和预存）来自胡塞尔。

[16]参照《Ars Industrialis的词汇》http://arsindustrialis.org/vocabulaire-ars-industrialis/trans-individuation

[17]详见《政治经济的新批判》

[18]这个从始于宗教改革的资本主义开始，如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描述的，对于因为印刷术而出现的新的会计工具的使用。

[19]我要谢谢 Pierre-Jean Labarrière，他将Knechtschaft译为劳役（servitude）而非奴隶制（esclavage）。

[20]详见德勒兹《意义的逻辑》

[21]例如TCP-IP, HTML 和 HTTP等协定和格式。

[22]将在期刊《 Qui parle ?》中发表。

[23]这种认识论以及知识型的新的基础的重建是为发展一种新的数码器官学，这也是创新研究所于二零一三年在庞比度中心所成立的数码研究网络的目的，详见digital-studies.org。

[24]详见Benjamin Bratton, The black stack, E-flux Journal #53 March 2014.

[25] https://nextleap.eu

[26]这是我们在二零一七年一月到四月份的Pharmakon.fr的课程所描述的。

[27]二零一六年Pharmakon.fr的春天课程里，我们也有处理正面批判的问题。

[28]详见尼采《论教育部置的未来》（Über die Zukunft unserer Bildungs-Anstalten），我在将出版的《超越熵纪》（éditions Les liens qui libèrent）也会论及。

[29]详见Multitudes 2008/1 (n° 32) Capitalisme cognitif: la démocratie contre la ren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