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靜靜的決鬥，《潛殖絮語》
楊凱麟
有許多理由，使得《潛殖絮語》並不是一本輕易理解的書。這意味著黃建宏不僅實踐一種基進的批判性書寫，一切被思考的都必需摧逼到思想的殘酷底限，亦不允許他的讀者有絲毫的鬆懈，因為這是一本以思考（而且是促使思考）為前提的書。在此，不存在任何意義的「懶人包」，一切都必須調撥到問題性（problématique）的原初起點，回到思想的零度重新出發。因此，這首先是一本抗拒（resistance）之書，對任何簡化、輕信與妥協的拒斥，沒有什麼理論或信仰不可動搖，而且是對於直到最細微的教條（與法西斯）的無比警覺與敏感。《潛殖絮語》的每一個句子似乎都像是一頓棒喝，或如卡夫卡所言，像一把劈碎我們心中冰海的利斧，使得我們從全球殖民與殖民性支配關係的迷夢中驚醒，在生命政治的全面治理與主體化之中，當代的存有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重新創造性地確立一種不同的生產模式，在資本與民主的快速結盟中，所有的思考都必須一再批判、重置與重新創造，因為在不斷碎型與拓樸化的關係性支配中，在生命模式的潛在殖民中，我們永遠尚未思考，永遠仍然欠缺必要的批判。
黃建宏的《潛殖絮語》不僅是對當代生命政治與殖民支配的宣戰，而且決心與讀者的思想陳套與惰性決鬥。閱讀《潛殖絮語》比較像是一種心智的探險與拉扯，是對啟蒙的重新確認與自我認同的重構要求。換言之，重點恐怕不在於理解，而在於書中這些被遽烈撕扯的概念如何共存在黃建宏所布置的思想平面上。基於對潛殖的警戒，黃建宏總是要求切斷（與再連結）一切已知的關連，既成的路徑與關係都必須被系譜學地重置，才可能連結於他所構思的世界之中。簡言之，他處決了作為「現成物」的理論。
潛殖意味著不再有任何人或任何建制是殖民者，在剝奪性資本的全球布建與生命政治的全面啟動中，一切都已經自帶殖性，沒有人可以自稱支配者，現實的整體已經是各種權力支配的殘餘。對黃建宏而言，這是逃離潛殖的不可能，但亦是不逃離的同樣不可能。必須以生產（或生產藝術）重新賦予生命潛能，而抗拒，則是為了取得與核心的某種間距，並因此而能重獲已被棄置於邊緣的身體感覺，「嘗試在沒有邊際的渾沌中想像並建構出球莖般的『渾沌-身體』（……） 偵測或感受到『邊界上的自己』。」在世界的破洞中從事生產與創造，或者不如說，因為生產所具有的批判性使得與「全球世界」共存的「負世界」被促使可見，並因而具有一種對民主-資本複合結構的創造性抗拒。這既是對世界破洞的思考，亦是使思想者成為一種「世界的鑿洞人」，從綿密、沒有出口的全球（潛）殖民與剝奪式支配中找到生命的另類可能，或者對黃建宏來說，思考如果有意義，正是在民主與資本的緊密雙股螺旋構成中揭露破洞的無可省略，「脫離神學式全球化理念，落實到事實關係上來進行理解」。
在生命政治的全球治理中，抗拒的尺度毫無疑問地已凝縮到每一個個體/身體上，這是每一刻在「個體革命空間」中當場且立即（hic et nunc）地政治布署與生命決斷。生命治理早已不是操作在國家層級的事務，戰爭亦不再是國與國之間的衝突，資本的掠奪亦不會僅發生在不同階級，而是全面內化於每個個體，成為一種潛殖，現代人是一種高度完成的「潛殖人」。這種屈從模式不再需要可見的暴力或威脅，沒有誰是殖民者，而是根本地建構了人的現代性（或殖性），成為一種自動機制，我們正是天生的潛殖人。
長久以來，黃建宏的書寫正是意圖與這樣的存有模式從事最激烈的對質，在此，一切皆是政治的雷池，但也無所不是被棄絕、剝奪與可逃逸的破洞。正、負的辯證與翻轉僅以真正的創造性生產為念。換言之，將殖性（coloniality）轉化為某種由阿爾拓所提出的「生殖性」（génitalité），離開由生命政治所內化與支配的天生潛殖人，重新贖回生命所可共生的潛能，用黃建宏的話來說，建構一種嶄新且獨具生產性的「生態政治學」。
一切都必須被系譜學的重置，而且因重置而獲得必要的更新。
由是，黃建宏以一種碎形與迷宮增生的方式書寫並批判這個由潛殖所布滿、「以球體表面進行的世界想像與操作」，在密不透風的內化性治理中創造不可能的間距與空缺，促使人們回到這個因權力的失衡與畸變所撕裂的破洞中，重建生命的「共享空間」與「協商空間」。然而，書中這些以靈感與問題的當下急迫性所高速串接與辯證的複雜論述，各自從不同的問題場域中遙遙牽動著觀念、立場與政治處境，要求一種絕對動態的拓樸式理解。所有現實的碎片都構成世界的一部份，但也都不是這個世界，這正是當代世界的真實樣貌。《潛殖絮語》就如同黃建宏所就地組裝的戰爭機器，擲入世界的內部，正以意想不到的速度、由不可見的破洞中衝擊而出。
黃建宏沿著兩道思想導線勾勒出潛殖的問題性。其中之一，是由萊布尼茲、尼采、海德格、鄂蘭、傅柯、德勒茲/瓜達希、李歐塔、法農……所布建的歐陸思想。對於這些「堪稱『善良』的優秀歐洲思想家」，他的態度是謹慎與保留的，因為即使是後殖民論述，最終亦「變成了帝國的某種補充」，「幾乎不面對不討論他們所掌控或賴以生存的當代藝術的政治經濟結構」。其中，特別是德勒茲（尤其是德勒茲！），在一開始我們便讀到黃建宏痛切的自我批判：「我中了德勒茲的毒，一種深入自己夢想與理念的毒。」這些身處「球面敘述」中心的歐美菁英們，在潛殖的警覺中，或許不如表面上那麼值得信賴了。我們於是看到，黃建宏幾近去脈絡地援引歐美思想家的概念，以一種間接自由論述的方式組裝在他的文本之中。他們被召喚而來，或許比較不是因為論述所製造的強度，而是為了就座於某種「批判的表達」；不是為了再現歐美思想的觀念世界，而是為了實踐「書寫成為一種具有反身性思考的藝術生產」，所就地組裝的黃建宏戰爭機器。
《潛殖絮語》並不只是一本直白從事內容敘述的著作，因為在論述的同時，書寫亦作為一種必須實踐的問題被黃建宏擱上了這本書的賭盤。似乎不創造一種全新的書寫方式，思考與批判就不可能，或者至少就「不爽」（如同他擬的第四章標題）。書寫本身成為問題，而且是一種作為基底的問題，欲批判這個世界首先得批判這個世界的書寫，或者更佳，必須創造新的書寫，否則就既不能寫也不能活。這曾經是尼采的處境，於是有《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速度與斷裂。由是我們似乎也理解了黃建宏書寫《潛殖絮語》的零度，這是意圖作為「發展與結構感知的特殊方式」。簡言之，我們恐怕永遠擺脫不了殖性，如果我們還繼續相信且拘束於論述的既定法度的話。
思考潛殖的第二條導線是當代藝術，特別是由亞洲台灣所凝視的當代藝術存有模式；然而即使是「亞洲」，這個詞亦只是一個「亟待創造的原鄉」、「一個牽動行動、形塑行動的『副詞』」。陳界仁、白雙全、田中功起、朴贊景等亞洲藝術家的創作無不是蟄居於這個變動的「問題性位址」所基進從事的事業，這是「以另類慾望驅動並充滿新的感知」的生產藝術，亦是面對潛殖所唯一可能從事的行動。這些在地的藝術創作如同是「化潛殖」（dis-paracolonization）的不同案例研究，隨著不同地域、時刻的政治經濟條件而生成流變，構成黃建宏「潛殖批判」的不可切割部位。其中，對陳界仁創作的反思貫穿全書，在書寫全球殖民與生命政治全面滲透的潛殖批判時，黃建宏彷彿亦同時書寫著另一本平行的書：《陳界仁，或化潛殖的方法》。毒藥同時也是解藥，或解藥其實早已在摺曲於毒藥之中。
從閱讀、書寫、策展與教學中思考與批判，然後再閱讀、再書寫、再策展與再教學，這就是與潛殖對抗的黃建宏路徑，而一切正如同他所說的，「自己唯一得以投注的籌碼就是自己的『生命』。即使從未誕生、成形或已然破碎不堪。」這樣的生命既是感性的，亦是技術的，然而正是在這兩種力量的動態交匯之處，黃建宏創造了一個死生與共的風格化空間，這是一種不可指派與不可見的問題化場域及其流變，就《潛殖絮語》的詞彙來說，這將是由土壤所孕育，允許少數、無名、被剝奪與失語者生養其中的協商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