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這樣的災難中，我們才能事後意識到我們只是脆弱的存在。」哲學家許煜在最近發表的文章〈百年危機〉（One Hundred Years of Crisis）的開頭，如是引述了法國詩人Paul Valéry在〈精神的危機〉（Crisis of the Spirit）中的觀點，作為他接下來討論新冠肺炎疫情下人類如何面對危機的思考起點。「哲學在疫情之下，似乎好多人都覺得有需要出來講啲嘢，但講什麼呢？比如阿甘本，他太快了。哲學可不可以提供跟新聞不同的貢獻呢？有沒有一些新概念建立出來，讓我們思考現在發生的問題？」
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以「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理論著稱，以九一一恐襲為例，指當美國政府馬上宣布國家進入「例外狀態」，彰顯主權凌駕其他法律的絕對權力，「就是容許它起訴一些覺得危險的人，但你知道，任何人都可以有嫌疑的，就變成跟香港例子差不多，會濫捕」。阿甘本二月底回到這個警惕國家權力的理論，發文宣稱「傳染病」概念乃意大利政府「發明」，推行緊急措施毫無依據。「他寫這篇文之後常常被人笑，原因是他闡釋自己的概念，只是重複自己的概念，完全沒有扣連到coronavirus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全球化下的虛無主義
疫症爆發，政府呼籲市民居家抗疫，空間限制了活動，閱讀轉成熱潮。疫情下許多人重讀《鼠疫》，《愛在瘟疫蔓延時》也是另一熱門讀物，單憑書名已足夠給不讀書的人提供片面的浪漫慰藉，成為社交平台上一則熱門的標籤。許煜留意到《愛在瘟疫蔓延時》大熱，說自己在瘟疫中想到的經典，卻是正好誕生於這場疫症爆發一百年前的〈精神的危機〉，便執筆寫下〈百年危機〉一文回應當下，思考人類的出路。
因應疫情，記者建議不如回到許煜的辦公室見面，他在回覆電郵說，全港大學現在都實施極端的保安措施，只有獲授權的人才可進去。在他帶領下完成登記，面對探熱槍輪流撥開劉海，順利通過了校方近月架設的關卡。自從學校取消了實體課堂改用網上授課，許煜減少了回辦公室，打開房門前說笑要先檢查裏面有沒有昆蟲屍體。昆蟲沒有，書桌上卻有個聚滿茶漬的杯子，電話顯示有五個未接來電，時空像是停滯了。
一切都可以被貶值
拿出論文，我們從法國詩人Paul Valéry在〈精神的危機〉對一戰的思考談起，「Valéry在思考一戰，他看到一種虛無主義，見到的其實是nothing，empty的。虛無主義的意思是，一切都可以被貶值，神都可以被貶值，已經沒有了所謂絕對的價值。也就是說，沒有任何東西值得我們珍視」。虛無主義透過全球化在今天全面延展，許煜看得通透，以疫情下的例子釋述，問：中國為什麼開始瞞報疫情？數字突然間去到零？日本現在為何仍然以佛系方法處理疫情，宣布進入例外狀態，也不過是「叫人」不要出去。另一頭的特朗普一天到晚在講經濟復蘇，世界追隨的就是一個以經濟和軍事主導技術競爭的邏輯。他想起俄羅斯總統普京數年前在開學日的致詞，在莘莘學子面前，一錘定音的宣告，只要掌握人工智能，就能主宰世界。「但其實compete for what呢？最後整個文明的進程是如何呢？按現在的情况看，我們有anthropocene（人類世），有氣候變化、各種各樣的戰爭問題，根據這個邏輯和觀察，整個人類文明朝向的就是虛無，好多科學家已經提出警告，說如果我們文明的進程依舊，我們只剩下幾十年時間。」
恐懼驅使排外 民族主義漸盛
這個席捲全球的致命病毒，有人深信是全球化擴張的結果。一方面歸咎人類科技文明無止境地消耗地球資源，威脅生態，「如果我們相信病毒來自蝙蝠……」許煜一次逛書店時，見過一本中國食譜研究，從中國遠古時期到現在，以朝代劃分記載，想到的動物都有食譜。另一方面，全球化透過全球運輸、財經網絡等讓疾病以飛機每小時九百公里的速度大規模擴散。
面對疫情，各國先後作出應對措施。他觀察到似乎最有效的方法是設定邊界，以免疫系統邏輯中的「敵」「我」之分來保護自己。他舉例說，意大利是最早對中國實施旅行禁令的國家之一，早在一月下旬，羅馬音樂學院就禁止「東方」學生上課，即使他們從未去過中國。至於香港，也有餐廳貼出告示宣布不歡迎說普通話的顧客，將普通話與攜帶病毒的大陸人聯繫起來。不少人形容這場疫情是全球化的終結，原本在全球資本主義和文化交流、國際貿易的流動性下模糊了的邊界，現在卻顯然再現。按照卡爾．施米特的講法，當敵人不可見，便必須被具體化和指認，許煜認為這些免疫性的排外舉動實際上由恐懼驅使，但這種民族國家邏輯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裏，根本不適用。
免疫系統不是敵我對立
另一方面，他留意到各國的民族主義在疫情下也日益高漲，中國和美國互相指摘，以Chinese virus、American virus命名病毒，將其他國家污名化。在歧視與被歧視的同時，也會借助敵對力量振奮民族的團結，「對我來說，敵我邏輯最大問題是，無論我們如何去歌頌自己的政府多好，更加根本的是，整個政治哲學似乎在瘟疫時似乎沒什麼作用」。將自我與他者對立作為防禦方式，是免疫學中一種經典的直觀理解，許煜解釋另一種後來獲廣泛討論的模式，「其實免疫系統不是分self和other的，整個免疫系統是一體的，是一個有機的過程，由不同的body組成，跟血、神經、器官都有關聯的，我們體內也有很多細菌，免疫系統就是由它們一起維持的」。如果我們仍然遵循民族國家的邏輯，將永遠無法實現共同免疫體，〈百年危機〉中如是說。
「國際聯盟」與「世衛」
許煜在〈百年危機〉一文中，引述施米特對成立於一戰後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的批評。施米特指這種以人道為名、由各國代表組成的組織，意圖去政治化，卻沒能消除民族國家的概念，實際上只是在製造另一種有利戰爭的條件。許煜闡釋他的論點，認為這批評分明也適用於世界衛生組織，感慨多年過去，我們依然處於相同的政治格局裏，無法擺脫這個陰影，「如果有一些權力操縱它，它的行為就要favour這些superpower，同時就危害了其他國家」。他批評世衛的成立旨在超越國界，就全球衛生問題提出警告、建議和治理，但這次在防止新冠病毒的傳播上，幾乎沒有發揮積極作用，總幹事甚至曾拒絕稱其為全球大流行，「令一種最初可控的病毒讓世界陷入全球戰爭狀態。無論是軍事動員、邊界控制，現在其實跟戰爭沒什麼分別」。
病態文化中的哲學 只會更病態
〈百年危機〉的引言援引了尼采的一句話，「如果哲學曾經表現為有益的、彌補性或預防性的東西，那是因為它處於一種健康的文化中。而在病態的文化中，哲學只會令文化更加病態」。問許煜覺得當今世界「文化」如何，他斬釘截鐵：「當然是病態」，認為尼采這句話在當下十分諷刺，叫他反思純粹以既有概念回應現實的不足，「其實我們是要發明一些新的概念來處理現在的問題」。
延續之前的討論，如果要實現康德所說的永久和平，廢除民族國家，解構主義哲學家柄谷行人認為必須經歷第三次世界大戰，繼而建立一個權力比聯合國更大的國際治理機構，世界才可以有新的秩序。許煜則認為與其消極等待可能使人類滅絕的三戰來臨，不如思考出路，竟提出香港「一國兩制」的方向可以借鑑。
柄谷行人提出「禮物經濟」作為實踐永久和平方式，許煜則認為三戰不是唯一方法，「禮物經濟的object不是一些商品，而是主權，即是說一個國家可以將主權送給人，條件和不可計算的『友誼』在地緣政治中可看作對主權的破壞，不過這對民族國家來說沒可能的。但這是不是真的沒可能？我又覺得不是。」他舉例，德國的難民政策是其中一種體現，另一種方式，則可以參考鄧小平構想的「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其實就主權自我dissolve的過程，可以發展得比聯邦制更加複雜和有意思，但問題是它似乎沒有再進一步發展，更有倒退的趨勢，沒有dissolve主權國家，而是被主權國家dissolve了，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來看，是很可惜的事」。
拒絕「回復正常生活」
疫情未見終點，但絕處中有人寄語，說疫症過去後世界將會不一樣。對這樣的期許，許煜未敢過分樂觀，認為世界要有改變，首先要拒絕「回復正常生活」，「面對全球的病態，我們迫切需要由新思維和新框架驅動的改革」。他在文中歸納「團結」作為出路，對記者笑說，自己一直想寫齊澤克，最後都決定刪去，「因為對我來說，齊澤克所講的全部都是抽象的。真正的共同免疫是從具體的團結出發。具體的團結可不可以用現有的科技建立？」他講話一貫的有條理，說有兩點想強調，一是組織非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組織，二是擺脫單一技術文化，「我們思考技術，一向只覺得有一種，技術咪技術囉。但其實技術牽涉好多東西，跟我們生存的物理與地理環境、我們的文化實踐和信念，跟我們的宇宙論、人生觀有關」。單一技術文化競逐效率，某種認識論被高舉的同時，另一些認識論就被忽略了。話說至此，許煜調侃自己，笑說很多時自己講話會被說太抽象，便體貼地舉例，「我們用農藥，農藥其實好針對昆蟲的生理和化學成分，是很普遍的。但你將這東西放在世界不同地方，會有好多不同的後果，有些地方用得，有些地方可能會令其他物種死晒，泥土河流被污染，生物鏈全部消失」。他以此解釋，以普遍的思維其實無法處理個別地方的問題，「我們可以看看不同地區的人如何面對這個問題呢？比如是蝗蟲的話，咪養啲鴨，鴨會吃掉蝗蟲嘛。或者在周圍發現有些植物可以驅蟲，可以大量種植，有好多元化的應對」。他強調，沒有技術的多樣性，我們就無法維持生物多樣性，以及生活方式、共存形式和經濟方面的多樣化。
疫症是轉機？
身為大學教授的他，對連月來用zoom授課有深刻體會，「過去二十年我們都有講網上教學，但從來沒有發生過，理由有好多，電腦不夠普及，網速不夠等等，但過去幾個月，香港所有課程全部都online，困難大部分人都解決到，其實網上和整個大學的數字化都是可能的」。從網上教學的可行，他覺得可以延伸到關於教育的思考，遂提起將我隔絕在大樓外的關卡，依然很不滿，他從大閘的架設，推斷這將落實為長期措施，「現在大學有閘，點入呢？德國的大學大課，根據法律，公眾可以去旁聽的。但現在香港圍晒閘，現在會不會是一個機會（開放網上課堂），讓不同學校的學生都可以參與學習呢？」他認為「正常生活」的暫停正好提供了思考機構限制、我們與科技關係的契機，「當然事情沒那麼簡單，入面都有好多politics，但比如歐洲美國好多學校都將網上課程開放，意味其實可以做好大型base on internet的學術機構」。疫症可以作為一個轉機，催生一種新的政治、新的社會組織，「思考一個transformative politics是這個時代一個好重要的方向。但如果我們不去enforce這件事，最後都不會出現，都是馬照跑舞照跳」。
文 // 潘曉彤
圖 // 馮凱鍵
編輯 // 王翠麗
